政府动员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全球博弈的成败。
——题记
第一章：三足鼎立
政府主动干预经济发展，有意识有计划的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件很迟很迟的事。在整个帝王时代，无论古代欧洲的封建王国，还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都严重缺乏干预经济发展的意识和手段。农业经济的本质就是安居乐业，农民服从植物的生长规律，春耕秋收浇水除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当然必须稳定而规律。在单纯依靠体力的古代社会，农业的产能非常有限，在典型的王朝盛世，农税大概也就是2成左右，这意味着每八个农民累死累活，也就是能养活两个城市里的非农业人口，一般就是官僚贵族家庭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少数手工业群体。而一旦到了王朝末期，官僚贵族家族无止境的膨胀，并不受控制的想要更多的享受，他们采取的办法当然一定不是去发展经济，而是竭泽而渔提高农税，让可怜的农民成熟更高的税负，三成、四成、五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农税负担超过五成的时候，农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粮食被毫无底线的官僚群体白白的夺走一大半，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引发惨烈的朝代更替，换上一批稍有底线的统治者，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如此恶性循环了上千年，欧洲那边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华帝国甚至接连沦陷到了蒙元和满清手里，易子而食恨不得在全球范围内都要常态化了。一直到十二世纪末期，在欧洲那边，突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英国横空出世，开始与黑暗的天主教廷作对。脑子轴得要命的英国王室不愿意接受天主教皇的实际统治权，更不愿意向教廷纳税，为此整天就跟教皇叫板，今天杀一个主教，明天烧一个教堂，天主教廷在英伦岛上就没法建立起实际的统治权。甚至，英国王室为了团结英格兰大地上的广大封建贵族群体跟教廷作对，不惜向贵族团体分权，搞出了一个《大宪章》，王室情愿约束自己，由贵族们组建议会来商定首相任免以及税收等重大国事。教皇对此火冒三丈，发动欧洲大陆国家进行了多次讨伐英国的战争。最开始英国王室被打得找不着北，不过英国佬骨子里的轴劲在支撑着他们，输了没关系，换一个英国国王继续轴，如此坚持了上百年。英格兰的贵族尝到了大宪章的甜头，一步步的站到英王这边，跟代表教廷利益的欧洲各国军队硬磕，凭一国之力，居然成功挡住了权倾天下的教廷的渗透，教廷的威望由此大损。在这个过程中，典型的事件包括：1209年英王约翰被教皇开除教籍；1215年英王约翰与贵族群体签署大宪章；1297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最终修订版大宪章，明确向贵族分权，将王室的权力缩小至仅略高于贵族的程度，并规定教会各级主教必须经由选举而来，不再由天主教皇任命。再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而号称独家垄断了与上帝的沟通权的教廷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任由近一半的欧洲人凄凉死去。这种种因素叠加，天主教廷的控制力因此剧烈下降，文明的火光开始在欧洲闪耀，文艺复兴运动由此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商业文明一步步的发展起来，除了传统的农业人口，终于出现了全新的工商业阶层，可以向官僚体系提供丰厚的工商税。虽然这个时候的工业还只是手工业为主，以蒸汽机为代表的重型机器还没出现，不过当时的欧洲大地上已经出现了规模化的手工业主，雇佣超过百人的大型企业也不少见。并且，只要给工商业主以更加广阔的市场，工商税就必然更加丰厚。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封建王国纷纷开展起由国王亲自资助的市场拓展活动。贯穿亚欧大陆上的沙漠商道由信奉真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家占据了，对过往的驼队想征多重的税就征多重的税，奥斯曼帝国的权贵阶层因此富得流油，而欧洲各国，实在是想打也打不过，迫于无奈之下，只能发起大航海运动，向各种可能的方向远航，试图打通去亚洲的商道。在大航海时代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有三个，分别是葡萄牙人达伽马、意大利人哥伦布以及葡萄牙人麦哲伦。达伽马效力于葡萄牙王室，打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哥伦布则效力于西班牙王室，阴差阳错的打通了到美洲的航道。最后出场的麦哲伦更加牛叉，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1519年出发，到1522年完成环球旅行，这算是把全球的商道都打通了。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亲送远洋船队出航）
这场轰轰烈烈的商道拓展运动，算是政治权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原始模式。王室出资给冒险家远航，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输了的后果当然是由王室承担，不过如果赌赢了，那就意味着政府又多了一条源源不断的财源。随着广袤的亚洲和美洲市场被陆续开拓出来，欧洲各国的企业主们惊讶的发现，纯粹依靠工人的体力已经不足以生产出足够的货品，他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全新的高效生产模式。于是到了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终于爆发，大机器生产时代来临。各位，我们必须承认，工业革命的来临，与英国王室在骨子里的轴劲，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对大航海的风险投资，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这算是政治干预经济的最原始的方式。它谈不上多有计划性和前瞻性，但是效果极其显著。人类终于从靠天吃饭的农业时代，走入了工业时代。
（1750年代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175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来临的标志。此后蒸汽动力被大规模的应用到纺织、炼铁以及交通运输领域。当纺纱机开始使用蒸汽能源之后，纺织工人的作用开始降低。他们原本需要手摇脚踏的向纺织机提供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断线，影响成品质量。现在蒸汽机可以代替人力，不知疲倦的提供均匀的动力，工人的作用逐渐变成日常维护机器，接一下断头，从主导生产变成辅助生产，生产效率由此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摆脱了对人力和风力的依赖，航速更快吨位更大，对抗水上极端天气的能力更强，因此水上运输逐渐取代陆上运输，成为更重要的大宗商品运输手段。
然而人类根本没有意识到，工业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噩梦的开始：经济危机如影随形，隐藏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随时都可能爆发。各位，你们必须清楚的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消费力不足。商品价格可以被视为工人工资+资本家利润这两部分。在机器时代，工人只不过是一个从属生产的地位，在与资本家的博弈中，无论怎么自我组织，都不可能抢到多大的蛋糕。资本家利润总额，一定大于工人工资，这是机器时代的本质特征。好吧， 现在问题出来了：工人工资当然基本上都会拿来消费，用于购买各种商品，但是资本家利润不会，资本家再怎么穷奢极侈，也花不了几个钱，利润部分会沉淀下来，无法进入消费领域。问题长期积累，高效的机器生产带来的旺盛的商品供应，当然无法被工人工资所消耗，消费力不足的问题爆发，经济危机就会发作。
1820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爆发，1830年代蔓延到整个欧洲，到1840年代酿成灾难，整个欧洲的工业产业规模缩减了整整三分之二。对于当时的欧洲各国来说，既然本国的消费力不足，那就寻找有消费力的国家，人口众多、富庶而又愚昧的中国由此进入它们的视野。于是从184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被欧美日各国轮流蹂躏，大英舰队来了、英法联军来了、八国联军来了。满清朝廷不肯打开国门接受各路豪强的商品倾销？那就用大炮轰开国门。还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满清朝廷根本无从抵抗工业文明国家的联手入侵，于是国门洞开，欧美日各国质优价廉的商品长驱直入，将中国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冲击得体无完肤。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塘沽口登陆，意味着满清朝廷最后的抵抗失败）
对中国的殖民战争，算是欧美日各国政府有意识的干预经济，对抗经济危机的真正尝试，但这种尝试还处于非常肤浅的层次，谈不上计划性。所谓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划分商品倾销地，你英国的商品主要在广东卖，而我德国的商品则集中在山东倾销，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多强的计划性，真能倾销出多少商品，谁也说不准。广东不需要防寒，而山东人不需要避暑，这种种地域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消费习惯差异，当然更不可能被欧洲各国的企业家所掌握。举例而言，法国倾尽全力生产出来的高跟男士皮鞋，自以为时尚得不行，结果长途跋涉运到中国来，发现根本卖不出去的事情，也是频繁发生。纯粹以殖民战争的方式，简单粗暴的为本国补充消费力，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至于由政府制定真正的生产计划指导企业生产，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以真正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当时来说，唯有一位穷困潦倒又不肯好好工作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做了系统的阐述。可惜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对这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民间思想家，根本就看不上眼，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延缓经济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政府有计划的干预经济。
1900年，第二次经济危机又发作了，到1907年酿成真正的灾难，欧美的银行机构爆发倒闭潮，仅美国就有超过300家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破产，连锁反应之下，有近3万家制造企业现金流断裂，就此破产。欧美经济遭遇重创，于是各国政府发了疯的争抢可以倾销商品的殖民地，抢着抢着就开始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一战时法国发明的原始坦克。不要怀疑，其原型就是拖拉机。）
然而一战并没有改变殖民地市场的低效和浪费，更关键的是，殖民地经济在持续的欧美商品潮冲击之下，也会很快崩溃，根本无从长期向欧美各国提供购买力。很快，到1929年，惨烈的大萧条时代来临，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经济危机，就此到来。欧洲各国的失业率普遍达到20%，美国和德国更惨，失业率几乎达到30%，算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极限失业率。美国惨在始终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而德国惨在作为一战的战败国，被剥夺了殖民地，还要承受战争赔款。到这个时候，欧美世界痛定思痛，最惨的美国和德国政府终于吸取教训，开始进行真正的改变。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面临欧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封锁，也开始尝试改变。这三国政府不约而同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预经济，经济大动员时代，就此来临。
先说苏联。1917年苏联建国，但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一开始也是摸不清方向，所谓社会主义这个词，也就是个口号，如何具体实施，根本就没人知道。一直到1928年，苏联经济都还算是原始的农业经济，为了养活规模日益庞大的军队并向外输出革命，苏联政府不停的加征农税，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这种模式如果继续下去，苏联经济根本就坚持不下去。1928年，苏联终于开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设立国有工业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在农业领域则设立集体农社，农民集中劳作，产出的作物除了农民必须的口粮之外全部上缴国家。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苏联在工业领域实行完全国有化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仅仅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此前还算是个纯农业国的苏联，工业产能就发展成全欧洲第一，基于炼油的石化工业以及基于炼钢的重型装备工作，都已经发展起来，并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在数据上，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在这种奇迹般的经济总动员背后，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联卢布具备强大的购买力。在当时来说，卢布算是唯一一种由国家信用直接担保的货币，苏联政府一手确定的卢布对外汇率，在当时没有成熟的外汇市场以及交易工具的情况下，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算是由政府信用对卢布汇率进行了担保。对内，则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粮票布票酒票鞋票自行车票，买啥都需要凭票，由此保证了无论怎么印钱都不至于引发通胀。并且，当时在经济上犹如一张白纸般的苏联到处都缺钱，都亟待资金流入，印多少钱都可以消化掉。基于以上的三个理由，苏联政府可以无止境的发行卢布进行投资，完全没有其它欧美国家政府缺少资金的顾虑。发钞发到一定的程度，集中一次性贬值一把货币就好了，还能收割一把外国的韭菜。在当时的经济危机背景下，苏联政府向欧美国家下的购买生产线的订单，也总是遭遇各国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争抢，根本不考虑收到手的卢布如何兑换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的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的时间，又恰恰是欧美世界的惨烈的大萧条时期，数以万计的欧美失业的工程师移居苏联，帮助苏联迅速完成了原始技术积累。这两个因素叠加，是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里顺带说一下，苏联在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建设则迎来了惨痛的失败，剩余劳动成果被无偿剥夺的苏联农民火冒三丈，纷纷选择怠工甚至直接破坏生产，于是从1940年代开始，地广人稀的苏联居然三天两头就爆发饥荒，最惨烈的时候竟然饿死了上百万人，最后被迫大规模进口粮食。看起来经济的规律就是：在工业领域，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到底，可以直接投资组建国有企业并有计划的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链条；然而，在农业领域，政府必须服从人类个体自私与自由的天性，不能肆意干预农民的生产组织活动。
（1940年代苏联集体农庄生产场景，是不是很眼熟？）
在德国，元首自1933年初走到权力舞台的中央，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融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于一体的怪胎，简称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政府办企业，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则是大量发行政府债务，以维持政府的投资能力。元首的具体措施包括：1、大量发行国债，并规定所有经济实体都有义务按规定额度购买。2、将大量的破产边缘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为几个大型国有集团，统一招募工人并按计划生产。3、组建国有军工集团，大量招募工人，产品由国家统一购买。4、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养老以及成人再教育体系。5、国家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科研活动。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仅靠发行国债无法维持，德国又没法像纯计划经济的苏联那样强行规定并维持住德国马克的汇率，所以不敢放开了印钱，于是元首将国内最富裕的犹太群体列为全国公敌，于1936年发布《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犹太家庭的财产被没收，纳入国库。这种种措施迅速补充了德国人的底层购买力，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也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失业人数下降到仅30万，这几乎算是零失业率了，已经是完全走出了大萧条的影响。
然而纳粹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可持续。犹太人群体的财富薅一把也就没有了；德国政府强行捏合起来的几个大型企业也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不能创造利润；至于军工厂，除了可以偷偷摸摸的卖点军火给内战中的中华民国之外，就指着政府收购了，也创造不出多少利润；更何况还有庞大的福利负担。如此累积起来，德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极重，在数据上，1938年德国财政收入177亿马克，而财政支出超过30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收入水平的一倍。这种财政窟窿，已经没法指望再没收犹太人财产来填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但是德国人也就是刚刚从惨烈的经济危机里走出来，羊毛也薅不了几天，消化国债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般。元首迫于无奈，在巨大的财政压力面前焦头烂额，于是最终决定发起侵略战争。
在战争初期，德国凭借其纳粹体系，拥有远胜其它欧式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关键的战争资源全都由德国政府组织起来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掌控；至于青壮国民，也早已被强大的纳粹宣传机器洗脑，政治权力的触角可以轻易延伸到每个最底层的德国平民身上。相比较而言，其它欧式民主国家深受英国式的大宪章影响，在议会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系具备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在经济领域也没有足以掌控战争资源的企业，财团这种东西，在欧式民主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空间。不能集中权力和资源，欧洲各民主国家面对德国人的攻势，当然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德国人打出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基本上维持一周灭一小国的节奏。欧洲当时另一大国，法国政府对此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法国议会里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各派系势力除了震惊就是震惊，但是连一份像样的议案都提不出来，也就是大喊“和平”口号，寄希望于喊口号就能让德国军队放下武器，用大爱感化恶魔。有意思的是，一直到法国被占领，法国议会都没授权给法国总统以完整的军事指挥权，军队统帅甚至连给士兵全面换装新式半自动步枪的权力都没有，都还在等待议会漫长的辩论和表决流程。就这样的扯淡民主规则，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以跟德国抗衡一番的法国，被屠灭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从1940年5月底到6月底，只花了区区一个月时间。更有意思的是，法国被占领后，7月10日法国议会召开全体会议，贪生怕死的议员们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从此终结议会制度，将议会的所有权力交给傀儡政权首领贝当。老实说，对这一段历史，老蛮我实在是看一次就被恶心一次。对于泛民主制度，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拿到议会上被一众蠢猪似的议员瞎扯淡的民主投票制度，我个人实在是严重缺乏好感。所谓大事不决于众，欧式的民主制度无法集中资源应对危机，在太平年代瞎混一下日子可以，但是在足以亡国的威胁面前，欧式民主就是个笑话。
1941年6月，德国兵分三路入侵苏联，这意味着杂糅式的纳粹模式，开始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直接的对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优劣了。社会主义模式之下，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资源，没有资本家利润这一说，因此也没有消费力不足的问题。政府挣到钱了当然是拿出来继续投资，全部花掉，恨不得还要多印钱出来花，绝对不会说沉淀大量的无效资金，所以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济危机的问题。老百姓从出生都死，教育、工作、居住和医疗等重大开销都由政府负责，也不需要进行储蓄。因此，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政府可以最大程度的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而且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纳粹模式始终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虽然它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政府组建起了关键性的国有企业集团，掌控住了国家经济命脉型的核心产业，但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子，日用五金、零售餐饮、居民服务行业等等，依然是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货币发行方面，元首不得不受制于德国传统的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本依据，没有黄金又要用钱，就只能抢犹太人的钱，或者发行国债。这种种莫名其妙的制约，让元首根本不可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如此两相对比，德国对苏联的败亡，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1941年9月，在德军攻入莫斯科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发布全民总动员令，就此发起了一场全新形态的战争：全民战争。在这种全民战争模式下，苏联没有军与民之分，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德军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百分百都是敌人；德军身处的每一处土地，无论是旷野还是街巷，都是战场。这种全民战争立刻困住了德军，阻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1月，在苏联全民参战，全民承受巨大牺牲依然死战不退的情况下，莫斯科会战最终以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莫斯科会战，全民参与挖战壕）
各位，你们必须非常明确的知道，在当时的人类来说，唯有成功的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才具备这种匪夷所思的全民总动员能力。在帝王时代，动员能做到三丁抽一，也就是每三个成年男性抽一名来服兵役，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动员能力了，唯有极少数极具血勇精神的游牧民族可以做到，比如东北时期的满清。而对于欧洲的封建王国和古老的中华帝国来说，能做到十丁抽一，那就是国家的极限，帝王注定要遭遇口诛笔伐，被评为穷兵黩武之君，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只经历了十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就具备了全民总动员能力，可以有效组织起全社会的每一个微小原子投入战争之中。各位，你们想象一下，社会主义制度在遭遇战争之后，第一次主动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人间奇迹，这种奇迹落在邻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眼中，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对于极度渴望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经受了这番冲击，这就相当于被彻底洗刷了一次三观。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还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坚实的案例作支撑的。
莫斯科会战之后，德国就一步步走向了败亡。当时6600万德国总人口，青壮男丁的数量大致上也就是2000万左右，而它前后总共动员起1200万正式军人（不计三百万左右的在其占领区征募的外籍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动员率达到60%的恐怖程度了。就算是这样，它的动员能力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强得过实行全民皆兵策略的苏联。苏联当时的总人口1.94亿，算起来青壮男丁大致为6000万左右，苏联在二战时期前后总共动员了超过4000万的正式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动员率甚至达到了67%这样无法想象的程度。
人口规模比不上，动员效率也比不上，德国当然是败局已定。此后德国陆续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尤其是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德军训练有素的重型装甲部队被苏联以惨重的代价消耗一空，被迫转入守势。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一直处于骑墙状态的美国终于痛下决心，发起了总动员，亲自下场，与德国和日本一较短长。1942年11月，美军联合英军在北非发起反攻，极大的分散了苏联军队的压力。到1944年6月，美国实施诺曼底登陆，正式打进了欧洲，与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共同夹击德国。
要说美国的动员能力，实在是远远超越了欧式民主国家。二战前美军总人数只有可怜的30万人，完成本土防御任务都有点勉强，但是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先后动员了1600万人加入军队（含伤亡退役军人）。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3亿，算起来青壮男丁也就是3900万左右，这意味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动员率都能达到40%。虽然跟苏联与德国这种奇葩没法比，但是跟传统的欧式民主国家比起来，这已经高得吓人了。并且，美国军队大多还是技术兵种，它几乎是从无到有的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海军部队，在其参战前美国海军总人数（含陆战队）仅14万人，到二战结束时增加到370万人；关于战舰数量，这里只举出航母数量就够了，战前美国海军仅有航母8艘，战争结束时增加到惊人的147艘，这还不算几乎是半卖半送给了英国海军的80多艘航母。而它的敌人日本在巅峰时期也就只有25艘航母，德国甚至只有可怜的1艘。
（排成一线行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航母集群，这种壮观的场面在二战后再也难见到了）
美国政府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其背后有着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在美国1783年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吉祥物般的存在，中央政府连直接的收税权都没有，根本就不掌握任何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保留在各州政府手里。一直到华盛顿总统离职前夕，才算是争取到了极低比例的关税分享权，从各州政府手里整合到了一点点资源。就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遭遇任何风吹草动，那都只能等死。这一切的转机发生在林肯时期，由于1861年南北内战的缘故，美国中央政府借着击败南部闹独立的各州、解放奴隶的威势，怒刷了一把存在感，并趁机获取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征收权。自此之后，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掌控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财源。再到1913年，在当时惨烈的银行业危机之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联邦储备方案》，建立美联储，结束了此前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的局面，统一了原本分散于各州的货币发行权。
关于美联储，这里必须重点介绍一下。美联储的股东就是“会员银行”，即美国的所有全国性银行以及各州内自愿加入美联储的小银行。会员银行有权投票决定美联储12个分行主席的人选。这12名分行主席，加上由联邦政府任命的7名执行委员，联合召开的美联储公开市场会议，就决定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考虑到美国存在大财团传统，大小会员银行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往往可以归结到少数财团身上，比如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美联储的12名分行主席人选，是被大财团掌控的。在19人会议上控制了12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联储也确实可以被视为大财团利益的代表。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从1913年开始，美国在政治上正式确认了“大财团”的地位，美国至少在金融领域，进入了财团时代。
话说美国的大财团，乃是美国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孱弱状态的必然产物。顶层缺乏制定统一规则的能力，由各州自行其是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法律制度长期混乱不堪，留下了大量的法律漏洞，只要胆子大，就能轻易钻空子挣大钱，社会治安因此也长期处于混乱状态，黑帮问题长期困扰美国。为了在这种恶劣的市场环境下生存下来，各小型企业均不由自主的倾向于联合，也就是组建行会。举例来说，财团体系的创始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将这种联合做到了极致。1870洛克菲勒组建标准石油公司，此后他与全美超过九成的小型石油公司陆续达成股权互换协议，到1890年代，标准石油已经通过这种复杂的股权互换协议，整合而成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石油企业帝国，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注意，洛克菲勒并没有借垄断之机大肆提高石油价格或打压工人工资，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可以整合上下游资源，推进新技术应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二十年中，美国成品汽油价格从每加仑88美分下降到了5美分，同时石油工人的工资还实现了成倍增长。1911年美国政府强制洛克菲勒家族解散由其管控的石油帝国，不过洛克菲勒家族通过种种复杂曲折的资金计划、信托计划与股权代持等安排，依然实现了对美国石油行业的整合与管控。各位，你们看到这里，必须非常清楚的理解一点：洛克菲勒家族并不是它名下石油帝国的实际持有人，恰恰相反，它只是这庞大财富的管理人。在这个帝国的组建过程中，它并没有将原本的小企业家消灭掉，它只是通过股权互换等方式，将它们整合在了一起，由自己担任整合之后的石油帝国的经营管理者。也就是说，标准石油集团虽然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市值，但这笔资产并不属于洛克菲勒家族本身，他们只不过是这笔资产的管理者。而这，就是美国式大财团的本质特征——当中央政府极度缺乏资源整合能力的时候，美国民间自发的行动起来，实现了资源整合。
财团的出现反过来加强了美国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在一战期间，美国中央政府终于获得了最关键的企业所得税的收取权，再加上此前就已获得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权，以及在大财团控制下的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在议会层面则逐渐实现了各大财团实际控制多数席位的局面，不再是此前一团散沙的状态。美国中央政府自此完成了资源整合，可以迎接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代以及二战的终极挑战。
1933年初，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接近30%的极限失业率的惨烈局面，罗斯福总统果然开启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版。罗斯福通过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大量的基建活动；向各濒临破产的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减税；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这种种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美国各大财团在此危难期间也坚定的站在了总统这一边，没有给罗斯福唱反调，到1940年，美国已经慢慢的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失业率下降到了14%。
注意，这个14%的失业率，确实比不上同期德国的零失业率那样震撼人心，毕竟糅合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模式，确实比美国这种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要有效率得多。不过美国模式的优点在于可持续。由美联储认购美国国债并发行美元，本质上当然就是由其真正的股东，美国各大财团认购美国国债。而美国各大财团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资产的集中管理人，这相当于美元信用与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利益实现了深度绑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要美国人自己不会集体放弃自己，它的货币就能维持足够的信用，它的政府就具备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众议院以388：1的投票结果，授权罗斯福总统正式参战，发起反击，并同时授权罗斯福总统可以发布总动员令，有权根据需要调配战争资源并征募军队。美国财团支持下的总统动员模式自此成型，罗斯福总统因此动员起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太平洋和欧洲两线作战，并同时取得了胜利。
1945年4月，在美国与苏联的夹击之下，元首自杀。这是德国的纳粹模式同时挑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的结果，德国的败亡因此不可逆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苏联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模式与总统动员模式的对抗。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这场号称“冷战”的对抗，以美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志得意满，雄视全球独孤求败。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中国即将带着第四种全新的动员模式，强势崛起。在这种全新模式之下，中国政府同样整合起了强大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并且，与此前的三种模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甚至不需要付出高福利的代价。
第二章 天下为棋
二战时期，我大中国动员能力孱弱的硬伤完完全全的爆发出来，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悲愤莫名。在数据上，1937年抗战刚刚爆发时，民国军队经过了足足十年的扩编，总人数也就是220万。相对于当时4.9亿的总人口（青壮男性约1.47亿）来说，动员率只有可怜兮兮的1.5%。即便到了战争末期，民国政府先后动员起了790万军队（含伤亡人数），动员率也只有5.3%。对于一个被敌人打进了家门的大国来说，这种动员率简直低得令人发指。
而我们的敌人那边，日本的动员率就很高了，日本本土人口7200万，其中青壮人数约2160万。日本先后动员起来的本土军队人数达到810万（含伤亡人数），动员率达到37.5%。当时的日本刚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时代，基础教育也是刚刚才得以普及，能达到这种动员效率，已经算是很厉害了，虽然还比不上当时苏联67%、德国60%和美国40%的动员率，但也足以一边把孱弱的民国政府打得退缩到内陆省份，只能维持守势，毫无反击之力；另一边还能有余力发起太平洋战争，跟美国去打最烧钱的海战。
如此对比下来，当时的国人，只要稍通文墨，还能有一点家国情怀的话，当然就是痛心疾首，极为迫切的想要寻找到一条强化国家动员能力的道路。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政权不下县。在大一统的帝王时代，县令是最低级的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官僚，再往下的胥吏或者里正，国家财政就不管了，要由基层胥吏自己创收，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只管向基层下达征兵征粮征税征劳役的任务，基层的胥吏们自己想办法去完成指标，完不成就撤职，换一批能完成指标的胥吏上位。反正中央不需要承担他们的经费，只需要拿出一批这样的职位，并赋予他们对基层民众人身与财产的合法伤害权，就完事了。
在这样的简单粗暴的治理模式之下，古代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最终往往都是由地方上的豪强世代把控。这类豪强或者是当地最强的宗派，或者是最能打架的流氓，或者是最擅交际的商人，或者是最善于蛊惑人心的宗教（比如著名的白莲教）。他们控制胥吏，以缴纳税赋为交换条件，从中央政权手中换取了事实控制基层的人财物的权力。这么干的后果，就是中央对于基层的逐渐失控。到了王朝末期，一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中央政权就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的政令根本无从走出紫禁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局面一步步的恶化，并最终走向灭亡，新的王朝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并开启一次新的循环。
（官员议政于朝堂，胥吏执政于江湖）
民国政府尤其是先天不足。满清朝廷在犹如闹剧一般的辛亥革命之后黯然退场，留下的是从上到下的权力真空，各路地方军阀趁机大肆扩充地盘抢夺资源，全国上下，犹如一盘散沙。实力最强的北洋系的袁世凯尝试了一把整合，他的方式是君主立宪制。他本人以称帝的方式获得大义的名分，然后将核心的权力下放给议会，各地的军阀代表在议会中以谈判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由帝王进行引导，由此实现各方妥协，最大程度的聚拢力量。可惜的是，袁世凯身体不好，称帝没几天就因病去世，这一整套的君主立宪制的动员构想根本没能来得及实施。袁世凯之后，也再没有足够威望的人可以尝试这一方案，剩下的，就只能是恶性博弈，各派军阀大打出手，一直打到1928年，权力手腕玩得最灵活的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才算是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
然而这个时候的民国政府在骨子里孱弱得要命，东北有张学良，西北有马鸿逵和三天两头叛变的冯玉祥，西南有龙云和李宗仁，至于那些偏远小县城里拉起几百人的队伍就敢自称元帅的小军阀，更是不计其数。民国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区域，仅仅只包括东部沿海、长江流域以及中原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主要财政来源就是依托大城市收取关税。至于农业税、消费税和所得税，根本想都不要想。民国政权根本无法触及到庞大的四亿多的农业人口，当然也不具备动员能力。
而要终止治乱循环的局面，建立起真正的动员能力，就当时来说，北方的邻居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最有吸引力，苏联国内经济仅仅依靠两个五年计划，就成功的从农业社会升级到了工业社会，还能力抗打遍欧洲无敌手的德国而不落下风。基于这样的原因，连民国政府都对苏联模式充满了憧憬，老蒋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了足足十二年（1925-1937），完整的经历了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带来的剧变。经国先生的这一段人生经验，后来在他主政台湾的时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台湾因此走上了真正的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可惜民国政府虽然有心学苏联，但是它始终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一直没能真正掌控大权，也从没发起过像样的改革运动。
而在当时，能够将苏联经验真正与中国的这种基层失控的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2年边区总人口约160万，青壮男性人口约48万，我党在此基础上动员起了约10万的军队，动员率达到了20.8%！这种动员效率，令当时的民国政府望尘莫及。边区红色政权的优势在于认清了当时中国的本质特征：一个分裂的农业社会，九成九以上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唯有动员起农民，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农村，才能完成动员。为了有效动员农民，边区政权的应对方式建立起数量庞大的基层政权组织，并发起土地革命，将全村的土地从地主手里集中起来，进行重新分配。农民获得土地之后，需要因此付出的代价有两个，第一，必须服从边区政府的动员安排；第二，农业生产成果，除了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部分之外，必须由边区政府统一收购。这一套组合拳，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实施方案。边区政府因此能够迅速的集中整个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理的人员与物资调剂，从容应对此起彼伏的日军扫荡，并在日军与国军的双重包围下成长与壮大起来。
各位，你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当时的红色政权实施的动员模式，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将生产资料一律国有化的模式。在当时，土地革命过程中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这也是激发农民的动员热情的最强大的手段。当时红色政权领导人群体，并没有拘泥于苏联的粗暴干涉与蛮横指导，他们在不断的失败中摸索出了最合适本国的动员模式，并将之发扬光大。在这个时候，第四类动员开始有了雏形：它有着直达底层的组织体系，承认并鼓励私人获取财产，以此激发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并达成动员的目的。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红色政权的模式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方案了。民国政府的贪腐就不说了，它的致命伤在于始终无法解决有效动员的问题，逼到没办法的时候只能是强行抓壮丁，逼着一帮毫无热情与自觉的底层农民上阵杀敌，这当然不可能具备战斗力。更麻烦的是，打仗是要花钱的，民国政府只能收到一点可怜的关税，在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攻陷之后民国政府更是举步维艰，凭空印钱的结果，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剧烈贬值。说到这里说句题外话，在军事界一直以来有个战略上的争议，日军的合理进攻路线应该是仿效古代游牧民族的进攻路线，由北而南，也就是占领整个北方地区再席卷而下，而不是刚刚打下北京就匆忙进攻上海，打成自东向西的格局。然而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要击败民国政府，最合理便捷的方式当然就是断掉它为数不多的财源地，所以它的进攻战略，理所应当就是占领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并沿着长江西进，以此让民国政府在财政上彻底破产。这个战略其实本来是执行得相当成功的，民国政府退缩到重庆之后，已经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日本逐一吞噬和消化东部占领区了。也就是1941年底日本突然丧心病狂的奇袭珍珠港，惹怒美国，此后美国政府不计成本的通过东南亚地区给民国政府大量输送战争物资（1942年开通的驼峰航线就缘于此），这才吊住了民国政府的最后一口气。
而红色边区这边，边区政权以土地产权分配为刺激手段，激发起了农民巨大的保家卫国的热情，并掌控了全部的剩余产品，边区政府以此为依托发行边币，信用也是坚挺无比。这些事情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内心深处，当然会对红色政权充满憧憬。所谓人心向背，势不可违。当时的红色政权因此当然可以最终击败民国政权，赢得这充满苦难的天下。
（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边币）
1949年正式建国后，我大中国尝试了一段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取消农民的土地产权，模仿苏联建立农民公社制度。各位阅读过第一章的同学已经知道了，不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仅仅只对工业生产有效，对农业生产无效，甚至还有极大的反效果。这个规律在苏联发生了作用，在我大中国同样发生了作用，于是1950年代末期，建国刚刚十年，就爆发了三年大饥荒。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当然在于农民整体上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在工业领域，除了由上海支援中西部的三线建设带来的零星小厂之外，中国的工业产能也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到1980年代之后，我大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被迫改弦更张，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进程。第四类动员模式，自此真正的建立起来。
具体的改革方式表现为：首先在农业领域开启了二次土改，以“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变相承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以此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而农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要缴纳15.5%的农业税（俗称公粮）；如果农民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剩余，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制定得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利润可言，以此实现对工业的反哺，也就是俗称的工农业剪刀差。对于这样的代价，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公平，然而当时刚刚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表现在数据上，我大中国的粮食产量，1979年-1981年都维持在3.2亿吨的水平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后，粮食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985年3.8亿吨，1990年4.5亿吨，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产能。这个极限产能一直维持到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基础化工行业迅速发展起来，高质量的化肥产量迅速上升并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显著提速，水利灌溉等设施迅速完善起来，粮食产量才恢复增长。
各位，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的伟大力量。仅仅依靠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梦想，就能够维持农民的生产热情足足20年之久。他们在极低的技术条件之下，依靠手背肩扛，除草积肥，以微弱的人力对抗大自然，就能够达成极限的产能，有效的供应了我大中国在原始积累期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在整个80-90年代的原始积累期，我大中国在经济上确实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教育推进到每一个农村并基本扫除了文盲；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路网、电网和水网建设，并大致构筑起了机场、码头等立体交通网络；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开始恢复，每年输送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业人才。但是这些成绩，统统建立在农民的无私奉献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二次土改之上。
然而，在整个1980-1990年代，我大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磨难。各位，1980年代我国虽然在农业领域承认了农民对农田的财产权，但是在城市，在工商业领域，我国是坚决不承认市民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的，私有企业也是基本不存在的。在当时很有限的开放了外资企业来国内投资建厂，但是也只在沿海的个别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厂，连统计意义都没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算是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也就是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著名照片，1979年，中国小孩在长城上喝可口可乐）
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第一章的内容了：德国由元首实施的纳粹模式，国家兼并小厂组建起大型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当时德国已经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法参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倒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恰好遭遇到了欧美经济危机，苏联因此获得了整个欧美世界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的倾力支持，在没有成熟的外汇交易规则的情况下，苏联政府靠印出卢布就能换来欧美最先进的生产线和工程师。欧美世界的鼎力支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轮到我大中国开始以计划经济模式开启工业化建设，外部条件首先就跟苏联当时完全不同。在1980年代，以美元信用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国际外汇市场已经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成熟的交易规则，人民币在国际上连一丁点的信用价值都没有，当然更加无法买来欧美世界的技术与设备。并且当时的欧美国家对红色中国也缺乏信任，可口可乐和丰田稍微意思了一下，在中国开了几个小厂，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大规模的技术援助与外商投资根本就不可能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大中国在1980-1990年代的所谓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自己的那些原始落后的生产线。最原始的炼钢炉建一千座，最落后的纺织机造一万台，大致上也就是这样了。全国2800多个区县，每个县都建一个纺织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电子厂、一个化工厂，是为当时的标准四大建。然而这些国有企业完全没有技术积累可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企业与企业之间时不时就爆发各种恶性竞争。而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只能是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实施国家统购统销。这又进一步压制了企业提升效率与技术的积极性。而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确保统购统销，中央财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无奈之下只能是凭空印钱，于是诱发多次恶性通胀，1985年来了一次，88年来了一次，92-95年又来了一次，一次比一次持续的时间长。其中1994年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24%，乃是改革开放后通胀最狠的一年。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算达不到水深火热的程度，那也是苦不堪言。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缺乏效率与创新能力的弊病暴露得非常彻底，根本就没有从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能力。
在数据上，一直到2000年，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口只有1.62亿，占当年度全国7.21亿总就业人口的比值只有22%。而第一产业（农业）的总就业人口高达3.60亿，占比高达50%。这意味着我大中国到新世纪的时候，依然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业大国，根本没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就这样的情况，当然不可能持久，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上不堪重负的政府终于改弦更张，决定在工商业领域启动第四类动员：将地方上的小型国有企业或关停或卖给私人，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开展工商业活动。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在刑法上取消投机倒把罪，正式允许私人通过低买高卖挣钱。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原本需要国家承担生老病死的全面社会福利的国企工人纷纷下岗，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数据上，1997年刚刚启动下岗潮的时候，国有单位总就业人数为10766万，到2002年下岗潮结束的时候下降到7163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2817万下降到1122万。两者合计，下岗工人总数达到5298万的规模。
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5300万的下岗工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据了。中国政府甩下了这5千多万工人的福利负担，并且不需要再承担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统购统销的财政压力，全身都为之一轻。从此之后，我国政府再也没有背负过类似的福利负担。此后我大中国进一步缩减自身的社会福利负担，具体措施包括：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启动住宅市场化改革；1999年启动教育产业化改革；2004年启动医疗产业化改革。到这个时候，中国式的第四类动员已经完全成型：低福利严管控之下的财富总动员模式。
这种全新的动员模式与此前的三类动员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德国的纳粹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全都要向国民提供系统的社会福利，覆盖养老、教育、居住、医疗等各方面，以此换取民众的参与热情。唯有我大中国，在不提供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唤起了老百姓的财富欲望。
广大的农民群体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可言，到临死前一天都需要劳动，并且长期承受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点剩余产品想卖也受到严格管控，只能卖给国家。而他们换来的只是一个权利边界极其模糊的“承包经营权”，算不算一种租赁权在法律上都有争议。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够含辛茹苦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辛勤耕作。我大中国在1980-2000年瞎折腾了20年，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模式走到了绝路，也依然能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老百姓也总能有口饭吃，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带来的奇迹。
而在工商业领域，除了金融以及大宗商品行业外，在2000年之后大都已经放开，允许老百姓参与挣钱。同时，我大中国对老百姓的工商业经营活动予以严厉的管制，行政管控触角深入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工商局、劳动局、街道办、环保局、派出所、税务局、城管、妇联、财局、消防局、质监局……数得出名字的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权光明正大的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就算是这样，一穷二白的国人依然爆发了巨大的生产热情。民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1997年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可怜的750万，此后工商业领域的第四类动员开始，到2005年民企就业人数就达到了3458万，2010年6070万，2017年已经达到了13327万，较当年度国有单位6064万的就业人数高出了一倍有余。
此外，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向全世界公开宣称我国将会遵守世界贸易规范，由此获得了欧美世界的信任，全球的基础制造业也因此逐渐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因素的叠加，我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工厂，在服装鞋袜、基础化工以及日用电器领域，我国的生产能力独霸全球，拥有压倒性的出口能力。2002年到2012年，被视为我大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也就是这十年，让中国人真正摆脱了此前忍饥挨饿的生活，开始富足起来。
总结起来，在实施第四类动员之后，我大中国政府拥有令全世界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权力大得没有边际可言；同时它又没有社会福利负担，手头上掌控的庞大的财政资源可以自由支配，搞基建也可以，搞科研也可以，给公务员加工资也可以。我大中国政府，似乎真的能够以天下为棋盘，下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棋局。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种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总动员模式，核心在于激发老百姓内心深处的财富欲望。唯有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国人才能长期忍受极低的福利水平以及严苛的行政管控。挣钱多少成为国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全社会逐渐形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崇拜氛围。这种财富总动员模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放大到了极致。一旦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人性就会扭曲，并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悲剧在于，我大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老百姓的财富欲望了。
第三章 生死转折
本章的开始，我们必须重新回顾一下经济危机的历史了。各位都已经知道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消费力不足，1820年代的全球第一次经济危机，依靠残酷的殖民掠夺才勉强度过；1900年代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则连续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带来了三种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模式：纳粹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
纳粹模式在德国战败之后就销声匿迹，没有在其它国家复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则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它将所有行业的经营利润都收归国有，然后被国家用于各种投资和福利之中，恨不得国家还要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规模，利润不会被资本家隐藏起来，因此苏联也就没有消费力不足的问题。当然，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在于效率低下以及创新能力不足，举国体制固然可以依靠一声令下，发展出发达的军工行业，不过军工技术不讲究成本和效率，苏联的经济模式，也决定了它很难将军工技术转化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民用技术，因此在民用技术领域，苏联一步步的落在了美国后面，并将会在1990年代带来整个社会主义模式的崩塌。在美国这边，二战之后，总统动员体制逐渐弱化，但由于冷战的影响，美国总统必须长期直接应对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也依然拥有远远超出欧洲诸国首脑的行政权力，受议会的制约较少，因此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干预经济的能力。
二战之后，整个欧美世界很快就再次面临消费力不足的威胁，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持续发作，1957-58年首次发作，1973-1975年再次发作，1980-1982年又发作了一次，每次都让欧美世界狼狈不堪。到1982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8%，而为抑制通胀，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了18%的惊人程度。没有啥企业能达到这种利润率，所以企业的投资欲望被全面遏制。没有投资当然就没有消费，就当时的局面来说，虽然还达不到危机的程度，但是美国人民的日子也已经不算好过了。如果欧美世界找不到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的话，那真正的危机，很快就要降临。
好在这个时候，美国突然横空出世了一位旷世奇人，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开始启动一连串的变革。他的措施包括，1、督促美联储降息，从18%降到了8%；2、启动星球大战计划，政府鼓励高科技投资，并将大量的军事技术低价乃至是免费送给民营企业，并为大量的科技企业提供低息资金，促使其将低效率的军事技术改进为高效率的民间技术。星球大战计划带来了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精密芯片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互推进，并将全人类带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3、为了解决星球大战计划所需的资金问题，里根脑洞大开，他改变了美国国债的传统只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方式，将国债卖给全世界。他这种创造性的举措，终于成功的将美元国际化，变身为国际货币。凡是购买了美国国债的外国政府和机构，都指望着美国政府能够还本付息，并且美国国债价格还要能够维持下去，不发生暴跌。因此它们都愿意多跟美国做生意，把自己的手里的货物都卖给美国，以挣取更多的美元，然后拿着这笔钱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在数据上，1985年由外国政府和机构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占比13%，1990年上升到18%，2000年28%，再到2010年，甚至达到了峰值的45%。这个峰值比例一直维持到2015年，才转而下降，2018年降至38%。事实上，这意味着美国以持续膨大的国债为基础，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记住这里的转折点，2015年，后面还会专门讲述这个问题。4、在打通了“以债为锚”的印钞通道之后，里根总统手里财源滚滚，对税收不再依赖，因此他启动了连续的减税措施，以充实民间的购买力。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美国经济迅速复苏，并成功的带动了整个欧美世界的经济发展。
里根对经济的干预，乃是罗斯福之后，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再一次发挥作用，其效用也是立竿见影，成功的令美国保持住了全球第一的经济地位。对于欧美经济的强劲复苏，苏联根本就没有预料，对于全新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束手无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按既定的方向发展经济，把欧美已有的技术拿过来，经验复制一下，总是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然而当整个世界开始启动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模式的低效率问题就爆发了出来。在80年代之前，苏联还能凭借原始的晶体二极管技术，在政府不计成本的推动之下，搞出所谓的高性能军用电脑，跟欧美勉强还能一较短长。但是伴随着全球进入物美价廉的芯片时代，个人电脑迅速普及，欧美世界的生产效率迅速提升，苏联连紧跟的能力都没有。它的军事科技确实强悍，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法转化为民用科技，因此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低效国企，在强势的欧美企业的围堵下一家家的倒闭。欧美那些已经进入全面配备个人电脑、进入信息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去迎击还靠纸笔进行原始计划管理的苏联国企，这简直算是降维打击。苏联方面确实想过彻底的闭关锁国，阻挡欧美商品的入侵，但又根本做不到，苏联与欧洲的地理链接实在是过于紧密，连关上大门的可能性都没有，走私猖獗到整个边境都成了筛子。
到1991年，苏联经济在整个欧美世界的围堵之下，基本上算是弹尽粮绝。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启动改革开放，放弃了与苏联合作，也没有在最艰难的时刻帮上一把，于是到了1991年12月底，苏联轰然倒塌，社会主义动员模式自此不复存在。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也因此最终击败了低效守旧的社会主义动员模式。剩下的悬念，就是美国这一套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总统动员模式，与我大中国的财富动员模式，到底孰优孰劣。这两个大国，迟早会走上擂台，向对方轰出自己蓄谋已久的铁拳。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底，美联储突然结束已经执行多年的宽松路线，转而加息缩表。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任何债务都必然有其上限。里根虽然创造性的发明了让美元国际化，让全世界一起来买美国国债的“以债为锚”的印钞方式，突破了美国国内的财力限制，但是美国政府所能够承受的国债规模，始终都是有上限的，一旦临近美国政府都连利息都背不动的当口，那么这整套模式，就会立刻转向。在数据上，1980年美国国债规模9000亿美元，1985年1.8万亿美元，1990年3.2万亿，1995年5.0万亿，2000年5.7万亿，2005年7.9万亿，2010年13.6万亿。到2015年底的时候，已经达到18.8万亿的规模。
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债已经开始触及上限了，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光国债利息支出，就超过4千亿美元了。而美国联邦政府2015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就是3.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超过12%的财政收入都要拿来支付利息，但是美国人民也要福利，要医疗教育养老，要基建配套，要失业救济，这些都是要钱的。现在美国政府负债负到连利息都要付不起的程度了，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改弦更张，放弃自己的全球经济责任，不再扮演全球购买力的最终提供者的角色。奥巴马总统还遮遮掩掩的，不太敢公开喊出让美元和产业回流的口号，到2017年初川普上任，将一切都直接摊在了台面上，没事就在推特上跟不愿意将产能撤回美国的苹果和福特的总裁们公开怄气。同时，从奥巴马总统开始，就一步步放开了对美国国内汽油与页岩油等能源开采行业的所谓环保限制，川普总统甚至还因此直接退出了国际环保协定，美国自此变成了能源纯输出国，不再消耗巨额美金去向中东和南美国家购买石油。美元的流出通道，被一条条的堵死，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动荡，就此到来。
危机首先在委内瑞拉这样高度依赖美国提供消费力的国家爆发。美国大幅减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需求之后，委国自此丧失了稳定的美元来源，其本国货币信用原本就是建立在持续的美元流入基础之上，现在美元停止流入，委内瑞拉的货币当即崩盘，年通胀率能达到一千多倍。如此连续四年下来，委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已经变成了垃圾，委国经济已经退化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也就是这种南美国家还算物产丰富，人口也不算多，老百姓在山野田地里总能找到一口吃的，所以日子也还能勉强熬下去，这要是放在其它资源稍微匮乏一点的国家，早就遍地饿殍了。
（2018年中委内瑞拉货币与对应可购买到的商品对比）
接下来的国家坍塌事件，就是新一轮的多米诺骨牌游戏。阿根廷、巴西、阿塞拜疆、尼日尼亚、蒙古、土耳其……最新的名单是伊朗。它们的经济崩塌的共同原因，都是美元撤离，造成本国货币信用体系坍塌，从而引发物价飞涨，社会消费能力也因此剧烈萎缩。至今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没有了持续的美元流出，全球的购买力根本无从维持，经济危机的利刃，就此斩了下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摆在了场面。中国凭借强大的基础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根本就离不开中国生产的价廉物美的服装鞋袜和家居用品。2018年，根据中国这边的统计口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233亿美元。而根据美国那边将所有七兜八绕的转口贸易都计算在内的全面统计，美国对中国的总逆差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并且还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就这种数据规模来说，跟美国全年的国债利息支出规模也差不多了，对于一心打算放弃全球责任的美国来说，每年让中国挣走这么多美元，还真是不能忍。于是从2018年4月开始，中美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外贸冲突，并一直绵延至今。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理解了美国那边之所以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最深层次的理由：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承受美元继续流出的后果了。川普总统在里根之后，开启了第三次的总统动员模式，他必须要穷尽一切努力，维持住美国经济的活力，在即将到来的全球第三次经济危机面前，跑在中国、欧洲和日本的前面。他不需要克服危机本身，事实上，人类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为止都简陋不堪，所有的经济干预手段，都只能延缓危机，而不能真正克服危机。川普需要做到的，仅仅只是跑在前面，让跑在后面的中国、欧洲或者日本这样的大体量经济体先死，喂饱危机之狼。这样，他就能从容的回过头来，吞噬牺牲者的残尸。
欧洲国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了。它们的问题在于社会福利负担过重，并且由于扯淡的欧式议会民主制度，它们严重缺乏应变能力。虽然明白人都知道整个世界的走向不一样了，但是依然沉浸在此前的繁荣岁月的迷梦里不能自拔。欧洲大陆第一大国，德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开始展现出萎缩趋势，今年一季度德国经过季节调整的GDP同比增幅0.4%，到二季度变成了-0.1%。至于第二大国法国，则已经沦落到全国暴动的惨淡局面里了。法国政府早已承受不住社会福利负担，尝试了一下削减福利并提升税收，立刻遭遇全国人民的暴动反抗，黄背心运动如火如荼，至今都没有真正平息。然而更离谱的是，即便国家财政普遍处于破产状态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国民依然普遍真诚的欢迎中东难民前来作威作福，同意政府支付巨额开销维持难民的奢侈生活。国家在难民问题上表现得稍微不积极一点，这些小清新国民就要跳出来痛骂政府。这种事简直是匪夷所思，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欧洲大陆那些小清新民众的奇特心理。
（巴黎街头的黄背心们）
由于欧洲大陆已经整体处于没脑子的状态，所以一直以来对融入欧洲大陆保持高度警惕的岛国英国，终于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英国的前任首相梅女士有点搞不清状况，扭扭捏捏的试图搞出一份名义上脱欧但事实上依然遵守全部欧盟相关义务的假脱欧协议，结果遭遇了英国上下的集体痛骂，于是黯然下台。新首相约翰逊于7月下旬就任，上任后第一句话就是：即便是跟欧盟达不成协议，也要赶紧脱离欧洲这个乱摊子。这就是标准的切割与自保行为了。
而在日本这边，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出任首相，已经连续任职7年，算是彻底终结了此前日本纷乱的政局。安倍首相一手主导的安倍经济学，其实质就是强化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致力于将基础产能回迁日本。安倍首相的举措得到了日本财阀集团的鼎力支持，他主持发行的国债，超过9成都被日本本国财阀系统认购了下来并长期持有，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只有不到1成。整体来说，安倍经济学高度类似于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他团结起了国内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整合了资金与产业资源，整个国家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所以面对韩国近期的民族主义挑衅，日本的反击有条不紊，先是对韩限制关键原材料出口，接下来取消其外贸信任名单，一步一步，将韩国逼得狼狈不堪。恰恰是由于安倍经济学行之有效，日本国债被视为是与美国国债类似的最安全的债券品种之一，属于避险债券，一旦国际形势有任何风吹草动，国际游资立刻就要抢购，那是分分钟涨价涨得令人头晕目眩的。
当然，对中国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美国那边，川普总统推行的第三次总统动员，在其国内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川普是地产商人家庭出身，在共和党内没有任何根基，其之所以能够成功上任，凭借是其竞选纲领中，对世界形势已经面临生死逆转的精准认知，以及他所宣布的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以减税的方式促使资金与产业回流、大基建投资计划、全新的医保福利计划、以及对难民的严格封堵与移民筛查措施等。
到现在这一刻，我们总结川普的成绩。他在2017年底实现了减税，鼓励美资企业留存在国外的利润回流美国本土，这笔利润的规模大致上是3万亿美元左右。从2018年一季度开始，这些利润开始大规模的回流。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估算数据，每个季度回流资金在2000亿-3000亿美元之间，到今年年中的时候，已经有约1.3万亿美元回流美国。然而出乎川普总统意料的是，这些回流资金并没有投入到实际的生产领域。事实上确实有大量的企业搬离中国，但它们并没有回归美国本土，而是转去了越南、柬埔寨甚至是紧邻美国的墨西哥。回流资金没有去处，于是转而开始大规模的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推高股市，吹起了前所未有的美国股市大泡沫。2018年全年美国股市的股票回购规模超过90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超过了3千亿美元，这意味着回流美国的资金，基本上全都进入了股票回购领域。这真是一件尴尬到异常的事。到现在这一刻，美国股市已经被推高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高位，道琼斯指数被推到惊人的27000点之后，终于没人敢继续这么推了。在全球经济面临生死转折的当口，再这么推下去，这个泡泡就要爆了，于是回流资金开始转身去债券市场买美国国债。其中长期国债量又大，买回来又能长期放着，不需要频繁换手，所以最受这些回流资金的欢迎，这么一折腾的结果，就是市场上的美国长期国债被抢到缺货的程度，价格一路狂飙（相对应的就是利率一路下跌），终于导致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出现倒挂，长债的利率比短债还低。
（2018年6月，川普参加富士康美国工厂奠基仪式。后来该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环保限制，以及苹果拒绝向其发布订单，因此进展非常缓慢。）
对川普而言，他如果不能真正的促使基础产业回流，在美国国内恢复足以相对自给自足的完整的产业链，就算是一种失败。到现在这一刻为止，以苹果为代表的大型美资企业，大多数都没有表现出对川普的这一次总动员的尊重。美国的大型财团，也大多处于中立略偏向于支持总统的状态，没有表现出破釜沉舟支持总统的决心。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基础制造业一旦丢失，想要重建的难度简直超乎想象。美国的铁锈地带已经沉寂了近20年，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都已经白发斑斑，新一代的技术工人都需要从头开始培养，而且也还不知道找谁来培养。黑人群体等有色人种的失业率普遍在20%左右，乃是美国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们是否愿意放下身段，将自己培养成熟练的受人尊敬的技术工人，这是谁都不敢打保票的事。就这样的情况，想要让高炉重新烧起来，流水线重新转起来，川普总统的动员能力实在是不足。
至于川普总统的其它动员计划，实施起来更是困难重重。美国版的1.5万亿大基建计划，在联邦层面通过了，在各州的推进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类似环保审批通不过、各州政府压根就不同意启动基建计划等破事，层出不穷。奥巴马的旧医改方案被川普第一时间废除，但是川普版的新医保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甚至连能够提交议会讨论的成熟方案都没有。移民领域，川普确实收紧了审批，但是对于从墨西哥越境而来的难民，川普尝试建墙封堵的努力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现在也还有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整体而言，美国国内现在根本谈不上形成合力。川普总统的总动员计划，实施起来的难度大得超乎想象，逼的川普没法子，于是整天在推特上给自己的政策辩护，算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个精通自我辩护策略的国家元首。
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发起中美贸易冲突，其实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给中国商品加关税，中国这边固然要承受商品价格提升从而削弱产品竞争力的后果，但是在美国人民那边，同样也要承受物价上涨的后果。这种注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关税大战，比拼的就是双方的整体动员能力。动员得越好，能够承受损伤的能力就越强。现在看起来美国那边的准备也算不上充分，动员能力很是一般，然而麻烦的事情在于，我大中国这边，情况其实也不算乐观。
我大中国的财富动员模式，其核心就在于赋予每一个个体以发财致富的希望。这种希望绝对不能被剥夺，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升通道绝对不能被完全堵死。一个标准的中国打工仔形象是：高中或职高毕业，掌握文史数理化的基本常识，经过简单培训就能胜任装配线上的精密操作。这种平均素养，将全世界乃至是美国的技术工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这些被中国企业家视为草芥的普通打工仔，只要稍加培训，在欧美国家是可以被作为精英工程师看待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忍受枯燥的流水工作，忍受低薪，忍受长时间且无休止的加班，其原因在于：他们始终心存希望。他们每天都会计算自己存下的那点钱，每年存上小一万块，5万、8万、10万，这样一年年的存下来，也足够他们开一个小饭店，开一个小卖铺了。然后他们又会开始憧憬这些小店的经营流水，越做越大，最终发财致富，走到整个社会的最上层。虽然真正能从打工仔摇身而变为成功的小老板的事情，也并不算很常见，但是总归是一种希望。打工仔们口口相传，同村的邻居、高中的校友、宿舍的工友，这些成功的案例让打工仔们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希望就会实现。而现在还没有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那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只要全社会的消费还能维持增长，打工仔的希望就总是存在。就算未来打工仔们的小老板梦不能实现，他们拿着自己辛苦积累的十万存款回乡，也算是一笔还过得去的积蓄，足以在老家的镇上买套房，过上令乡亲们羡慕的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我大中国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小心呵护我大中国国民的消费能力就行了。虽然工业时代的本质就是消费力不足，不过我大中国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到现在也才不到20年的事，按常理来说，资本家群体积累的财富必定有限，贫富分化情况再怎么料想，也严重不到哪里去。欧美各国都是老牌工业强国，贫富分化的局面早已形成，并且无从逆转。而我大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才从零开始推进工业化进展，此前即便有少数权贵，但是也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国运的富豪群体。我大中国的社会主义政体，深入到最基层的权力架构，也能精细的调整收入分配，细心呵护老百姓的消费力，阻止恶性贫富分化。再加上我大中国实施第四类动员模式，政府的福利负担极低，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完全可以用来补贴最底层收入者，以此补充全社会的消费能力。这样看起来，我大中国本来并不畏惧第三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即便危机真的来了，我国也可以轻易的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前面，轻轻松松的等着吞噬它们的残尸。
可惜的是，我大中国的顶层棋手群体，根本就没人真正理解第四类动员的本质。对于第四类动员所必需的，保留底层群体的致富希望的根本要求，我大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第一手败笔，乃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我大中国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放开地方政府的借债限制，鼓励地方官员直接涉入经济领域，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仅仅到了2013年，地方债规模就从无到有，剧烈膨胀到了16万亿。这还没计算那些通过地方上的壳公司借回来的隐性地方债务。而对于数以十万亿计的地方债的收支使用，我大中国又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虽然权力触角可以直接控制最基层的民众，但是对于权力本身，完全谈不上有啥科学系统的监管措施。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大中国的地方官员群体，迅速富裕起来，拥有了惊人的财富。根据零售业务做得最好的招商银行历年年报数据，其金葵花客户资产规模占全部私人客户资产规模的比值，2007年为55%，到2018年上升到82%的惊人水平；而金葵花客户的数量，只不过占其私人客户数量的2%而已。2%的客户，吃掉了82%的财富，这就是我大中国当下贫富分化的现状。对比起来，美国那边固然也是贫富严重分化，不过现状数据也就是前10%的人口占据了71%的财富，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起来，恨不得都算是均贫富了。
而第二手的败笔，则在于房地产市场的彻底失控。（相关文章详见：【七个钱包都空了】2019上半年购房负债水平测算）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会将56%的收支结余拿来买房，此后这个比值逐年上升，到2014年，也就是启动地产去库存的前一年，这个比值已经上升到83%。这个比值已经很高了，老百姓其实已经不太能背得动房价继续上涨了。但是当年度的地产市场萎缩让所有人惊慌失措，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是骂声一片。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产去库存政策悍然出台，老百姓的购房支出占比逐年提升，到2016年就达到了95%，再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到达111%的惊人水平了，这意味着老百姓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买房了。
七个钱包都被掏空的结果，就是消费力的剧烈萎缩，今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已经下降到6%的历史最差水平，这还是食品价格暴涨之后的结果。消费力的整体萎缩，当然也会带来相关领域投资额的剧烈萎缩。根据国家统计局经过内部修饰过的数据，2018年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降22%，到今年上半年再次同比下降24%。而在居民服务业那边（电器维修、美容理发等），同样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化的数据，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萎缩14%，今年上半年继续萎缩11%。至于住宿餐饮业，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今年上半年降幅扩大到了8%。这一连串的数据，意味着底层打工仔的创业梦想已经被击碎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摆脱自己打工仔的身份。甚至，更可怜的是，由于2015年之后四五线城市郊区的镇街房价同样暴涨了一通，他们拿着自己辛辛苦苦存下来的十万块钱的积蓄，甚至连首付都交不起了。这两招臭棋下下来，再加上环保一刀切、国进民退等堵塞国民致富通道的措施，我大中国的财富总动员模式，居然面临空中解体的命运。
我们现在总结起来看，美国那边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川普总统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他始终无法整合起两党的力量，民主党现在上上下下都视其为洪水猛兽，连坐下来好好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而我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的财富动员机制给玩残了，至于短时间内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动员机制来替代，至少到现在这一刻，还没看到顶层的棋手们，有谁提出过这方面的方案。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那边废掉了一只手一只脚，来跟我大中国的这一团散沙对打。这要真的打成持久战的话，美国那边可能会因为打得太用力而手脚残废，而我们这边的这坨沙堆，那是真有可能会坍塌的。塌下去了，那就真的啥都没有了。
在本文的最后，我当然不能就此留下一个完全是黑暗的未来，按惯例，我要留下一个光明的希望。就现在的情况，想要在短时间内重建动员能力，那当然是不可能，不过要增加我们这坨散沙的凝聚力，增加我们的抗击打能力，这还真是有很多办法可以想。现在就可以尝试的动作，就是立刻补上我们的福利短板，建立起覆盖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与失业救济这四项福利体系。至于资金来源，就是我们今年计划用于基础建设投资的那4万亿地方债资金。基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早已被公认很弱了，不如建立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全免费制度；大病医保实现城乡范围内的全覆盖；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养老金福利；失业人士可以方便快捷的申领到救济金，并且可以申请免费的职能技能培训。这一连串的措施，根本不需要花费4万亿，简单测算的结果，有两万亿也差不多了。但是这样的系统性的福利制度，足以凝聚人心，让老百姓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安心心的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倘若如此，我大中国还能坚持下来，能够有机会，等着已经放弃治疗的欧洲大陆国家，死在我们前面。而这，已经我所能设想的，最好的结果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