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给各位分享一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0年我国正式启动商品房市场，到今年5月份，我国累计销售了155.52万亿的一手商品房，这是根据备案合同金额进行的累计，考虑到有些民营开发商在此前一些年份喜欢搞阴阳合同以及茶水费的存在，155.52万亿应该是略低于实际的成交金额，不过不管了，就这样吧。
从2016年去库存起，到2021年，6年时间的合计备案合同销售额91.66万亿，占总销售额的58.9%。如果考虑近六年的阴阳合同和茶水费的乱象，其实这个占比会更高，不过也不管了。
区区6年的销售额，占到22年半销售额的6成。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地方财政情况。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1-5月，地方财政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66684亿，同比去年同期的79004亿，降幅15.6%。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占绝大部分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下降，今年1-5月土地出让金收入18613亿，同比去年同期的26123亿，同比降幅28.7%。
讲个常识：佛教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开始，干的就是高利贷生意，最擅长的就是高息借钱给寺院周边的农民，还不上了就用地抵债，子孙沦为寺院的农奴。从北到南的所有佛教名寺，包括少林寺，全都是当时的大地主+大高利贷商人，无例外。
我国佛教史上的几次大分裂，这宗那宗的，分裂的根由与所谓对佛经的理解方式没啥大关系，本质上只不过是生意经营理念的不同罢了。有的讲究竭泽而渔，挣最后一个铜板；有的稍微有点良心，讲究放水养鱼，别把鱼都养绝了。如此，而已。
都是生意，别那么讲究。
身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数据大师（不谦虚的说，全国都找不到能到我一半水平的第二人），我是这么理解经济数据的：
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数据没什么用，因为每个人都能寻找到发财致富的机会。做生意跑运输开工厂包农场，百花齐放，大家口口相传，身边都是脱贫致富的例子，做不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模仿还不会吗。所以也不需要政府宣传经济增速有几位数，繁荣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同样的，在经济萧条时期，数据也没什么用。你身边有多少朋友失业在家嗷嗷待哺，你楼下多少家店关门了就再也开不出来，你降职降薪不敢反抗，你背着一身债务连续失眠，你呼吸的空气里都是绝望，这个时候无论数据多好看你都不会信，再难看你也无所谓，因为都无法变成你晚餐桌上的一顿肉，你全家就着咸菜啃着馒头，连灯都不舍得开。这也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数据在什么时候有用？转折期！2014-2019年的转折期！在这样的转折期，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发现拐点将至，挖掘问题之所在，分析病因未雨绸缪早做应对，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全面调整和变革。这才是数据的意义。
所以，2014-2019是我的创作高峰期，几乎每年都有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长篇，内容大都会归结到拐点将至不容再拖，并给出了在当时最合理的对策。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有颇大的影响力，连澎湃新闻这种级别的媒体都亲自下场打骂仗，省部级领导摔杯子骂娘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可惜了，我喊了这么多年，除了收获了一帮铁粉，以及鼓励了一波铁粉润出去，在宏观层面也是一无所成。就连“制造业才是根本”这种呼吁，居然也是一直到去年下半年，才正式提上台面。
太迟了。
"奸臣”当国一一刘瑾、魏忠贤与和珅的真实故事
一、刘瑾必须死
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坏太监，他和明代前期太监王振和后期的魏忠贤，并称明代三大奸。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刘瑾到底具体干了什么坏事，为何被明代那帮除了不干正事啥都干的儒官群体恨之入骨。
一、刘瑾委派太监去担任各重要商贸城市的城门官，负责收取商税，并规定每名太监城门官的工作下限：每年必须至少向国库缴纳万钱。这项规定彻底堵住了儒官群体在商税领域的贪污机会，因此令儒官群体痛骂不已。
二,刘瑾发现京师周围的农民生活困苦，农田被儒官群体大量兼并，失地农民沦为农奴，生不如死。于是刘瑾倡导大量建立皇庄，以皇帝的名义收购破产农民的田地，并以极低的地租送给农民继续耕种。有了“皇庄”的名头作为保护，儒官群体再也无法兼并土地，于是刘瑾成为了儒官群体的死敌。
三,刘瑾建立了严厉的官员工作时间制度，规定官员日出入朝工作，日落退朝下班，无故不得旷工。这种严厉的制度简直让懒散的儒官群体无法想象，一时间骂声震天。
四,最关键的是，为了清查各省财政并杜绝贪污刘瑾取消了各省的财政审核权，要求各省的库银必须全部移送中央清算审核。这次大清算查出数以百计的贪官，刘瑾也没有对这帮贪腐成性的儒官们赶尽杀绝，只是把他们统统被扒光了裤子在皇宫门口打屁股，然后撤了几个实在是贪得太过分的职，也就算了。然而儒官们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必欲杀刘瑾而后快。
事情到了这一步，刘瑾当然就没有活路了。正德五年，在儒官群体的集体造谣污蔑之下，明武宗一纸令下，当权不过五年的刘瑾被凌迟处死。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前面这四件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居然被儒家史官直接写进了史书，作为刘瑾的罪状，都不屑于修饰一下。只不过，对于熟悉真正的世情民俗的你我来说，这纸上的罪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当然是不言而明的事啊！
二、最冤不过魏忠贤
魏忠贤出身京郊的贫苦家庭，娶妻生女之后全家即将饿死，魏忠贤百般无奈，在万历年间被迫自行净身，进宫当了一名小太监。他饱尝人间疾苦，因此不同于宫中其他自幼净身的太监，算是有见识也接地气的那一类。
天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得到重用，开始一步步走上舞台的中央。天启皇帝在位七年，魏忠贤也因此为大明王朝干了足足七年的实事，比刘瑾多干了两年。魏忠贤的主要事迹包括：
1、着手分化和打击已经结成铁板一块的儒官群体。明末儒官群体结党营私，已经到了罔顾江山社稷的地步，手段如狼似虎，比北方游牧民族的抢掠还要残忍。当然了，熟悉中国古代史的同学都知道，儒官群体的集体贪腐，几乎是中国自汉代之后所有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大明王朝想要续命，就必须打击儒官群体的贪性。魏忠贤干得不错，他很好的利用了所谓东林党与楚党、浙党等内部派系的矛盾，挑动他们相互弹劾攻击，由此罢免了一大批除了贪腐之外啥实事都不会干的贪官污吏，大明吏治为之一清
2、全面整顿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并组建皇宫内卫，将内卫人数一步步扩张至过万人，由此建立起直属于皇帝的情报与武装力量。这一点乃是重中之重。大明皇帝在天启皇帝即位时已经近乎被儒官群体架空，魏忠贤重新给皇帝配上了武装力量，并因此让皇帝获得了真正的权威，皇帝可以绕过腐朽的儒官体系，通过东西厂与锦衣卫直接收集政治与军事情报，在做出决策后可以通过内卫系统直接给军队下令，予以执行。由于魏忠贤的赏罚还算分明，并极大的遏制了儒官群体对武将阶层的欺凌和羞辱，大明王朝的军队也因此还保持住了一定的战斗力。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天启皇帝才抵抗住了满清军队在东北的持续进攻，维持了东北防线，虽然进攻乏力，但是也还能维持得住边境的堡垒体系。魏忠贤后死后儒官群体失去制约，大肆贪腐军事物资，并随意屠杀军中大将，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一落千丈，也因此走上了亡国之路。
3、魏忠贤仿效刘瑾，组建以太监为主体的商税征收体系，确保东南一地的商税牢牢掌控在中央手里。东南一地上缴的商税，占当时大明朝廷总收入的六成以上。富庶的东南支撑起了整个大明财政，整个天启年间，朝廷可以一边在东北跟满清打硬仗，一边还可以在西北受灾时拿出钱粮赈灾，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让整个大明王朝维持稳定。魏忠贤死后，东南商税转给贪婪成性的儒官们征收，虽然商人们的税一分钱都没少交，但是中央财政很快就收不到钱了，东南商税占朝廷收入的比值很快就下降到3成以下。这中间的差额，当然就是进了儒官们的口袋。为了弥补财政上的整体亏空，儒官们忽悠幼稚的崇祯皇帝去向西北灾民征税，终于激起了规模浩大的西北起义，并最终带来了王朝的覆灭。
4、天启年间，皇族人口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数量，由中央财政直接供养的朱氏子孙已经超过十万人。魏忠贤力主削藩，清查各地藩王人口，削减旁系宗亲，同时降低藩王的爵位和待遇，以减轻财政负担。
就上面这些事，每一件其实都足以引来杀身之祸。天启皇帝死后，傻了吧即的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很快就被扫地出门，在被贬斥的半路上，上吊自杀，勉勉强强算是有一条全尸，比死于凌迟的刘瑾要稍微强点。魏忠贤死后，大明王朝就不再有任何人去尝试干实事，大明王朝，自此走向了不归路。
三、和绅与他的商业帝国
和珅是满清朝廷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虽然他出身权贵世家，不过很小就父母双亡，在亲戚的冷眼中长大，少年时期只能勉强算是能混上个温饱，谈不上富贵。在这种处境之下，和珅不同于其他整天遛鸟玩乐的满族公子哥，他努力读书，精通儒家经典，算是满人之中为数极少的读书人。
22岁的时候，和绅被选去了乾隆身边当侍卫（其实就是贴身秘书），因为文笔通顺，头脑清晰，一步步得到了乾隆的信任。到他23岁的时候，就被调到内务府管布库，这是和珅开创商业帝国的起点。注意，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钱库，并不是由户部管理的国库。从这一刻开始，和珀开始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帮皇帝管钱、挣钱、挣更多的钱。
公元1776年，年仅26岁的和珅就任内务府总管大臣兼户部右侍郎（皇帝的私人财富总管兼国家财政部副部长），自此走上了权力的顶峰。此后他在宦海浮浮沉沉，屡次遭遇弹劾和贬斥，又屡次起复，不过内务府和户部的大权，始终被和珀牢牢把控，这是和珅能够在权力的舞台站稳脚跟的根本。总体来说，在和绅的一生中，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1、低价收购或直接没收犯官的土地，充入内务府。乾隆中期内务府下辖的皇庄田地面积约为50万亩，到乾隆晚年增加到了100余万亩。这些皇庄田地，每年可以给内务府带来以百万两白银计的收入。
2、大量开办钱庄、船行与车马行，组建起全国性的金融与物流网络。仅在京城附近，和珅就直接投资开办了百余所钱庄和当铺，以内务府的名义提供信用担保。对当时的商家来说，使用和珅系的钱庄进行资金结算，并同时委托和珅系的运输企业进行货物长途运输，可以免受沿途官僚的沉重盘剥，可以极大的提升商业经营效率。因此乾隆中期之后，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并带来了清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到乾隆后期，这套金融与物流网络每年可以给内务府带来超过两百万两的收入。
3、与广州十三行合作，开展外贸进出口活动。和绅的商业帝国当时几乎挣到了整个外贸顺差的一半，每年超过百万两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完全放开了广州地区的外贸限制，和珅系的外贸企业大量采购陶瓷、丝绸和茶叶，通过广州十三行出口到欧洲、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为了就近生产，广州隔壁的佛山地区创办了很多纺织厂和陶瓷厂，石湾陶瓷就此发展成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区域性陶瓷品牌，并传承至今。
总体来说，和珅一手创建起来的商业帝国，每年能够给内务府带来500万两白银左右的收入，而当时户部国库的总收入也就是3千万两白银左右。内务府的这笔收入极大的改善了乾隆朝的财政情况。乾隆皇帝晚年好大喜功，时不时就随便找个借口打仗，搞大型宴会，没事就下江南游玩，但是朝廷的财政收支情况一直还能维持平稳，内务府每年都能拿出数以百万两计的盈余，拿去补贴户部国库的亏空，这当然是由于和绅系的商业帝国经营有方，生财有道。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嘉庆皇帝并不喜欢和绅一手打造起来的商业帝国。1796年，嘉庆即位，已经八十岁的乾隆表面上退居为太上皇，但依然一手把控大权，嘉庆只不过是摆在台面上的傀僵皇帝。嘉庆一直忍到1799年正月，乾隆去世，第二天嘉庆就将和珅抓捕入狱，原本想要凌迟处死，后来实在是觉得说不过去，于是赐和珅悬梁自尽。这么看起来，和珅跟魏忠贤的结局，算是一模一样。
和珅死后，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被全盘摧毁。他购入的皇庄田地被大量卖给权贵：他为内务府创建的钱庄和运输企业，也被全部变卖，所得的数千万两白银收入一次性转入户部所辖的国库，号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他开创的外贸生意当然被全数停止，嘉庆皇帝重启闭关锁国路线，查禁外贸生意。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内务府丧失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无从再补贴户部，因此满清朝廷的整体财政收支水平迅速恶化，并走向了破产边缘，也无法再承担赈济灾民的责任。同时，没有了外贸渠道的欧美各国怨气冲天，开始酝酿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没过几年，满清就要为通死和珀，付出代价了。
（全文完）
河南村镇银行骗款的事，涉及到数以十万计的家庭和数以千亿计的资金，乃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没有之一。
这件事的案情报道已经很多了，经过也逐渐清晰。其恶劣之处在于，银行内部形成了完备的犯罪同盟，从最基层的柜台人员到高层的行长和风控，全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员。他们在银行原本的电子系统之外，完整的从新构建了自己的“虚假的”存贷电子系统，受骗人可以在该系统内进行所有的金融操作，包括存款、取款，甚至还能与其它金融系统实现连通，完成对外支付动作和转账动作。而支付与转账动作其实是受到央行监管的，是纳入统一结算系统的。这种种骚操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伤害之深，对管理漏洞的深刻挖掘和极致利用，简直令人无从理解。在这个惊天大案面前，我国这么多年的金融风控体系，漏得就如同筛子一样。
这么说吧，我自己作为投资圈的专业人士，对金融体系的内部运作也不能说不熟悉，我无从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完美规避监管，保持那套虚假银行系统的良好运作。仅靠几个行长是做不到的，绝无可能。
国内投资圈的二逼投资经理们在前五年很流行一句话，“悲观者得到智慧，而乐观者挣钱。”意思是说，悲观者对经济拐点即将到来，危机将至的判断都是对的，但是乐观者依然可以火中取栗，成功的在一波又一波的投机浪潮破灭过程中最低价进入最高价退出，挣取高额利润。
好吧，到现在反正该破的浪潮都破得差不多了，包括比特币骗局也破灭了。我很想知道，那班假设自己是神，每一把左轮枪轮盘赌都盲目相信自己不会死的二逼投资经理群体，现在还残存了几头蠢货。他们那种深信自己总能挣最后一个铜板的尿性，是被什么滋养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