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诡异的公益基金
广东省南山医学发展基金会（2019年12月改名为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是钟生名下最重要的组织实体，并于2018年5月被广东省民政厅认定为慈善组织，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这个基金会在“基金会中新网”的透明度评分（这算是最正式的官方评价）为56.8分，不及格！全国透明度排名仅1358名！从2011年成立至今，其也从未发布过财务报表！
根据企查查显示，这家基金对外投资了六家公司，累计对外注册资本金投入规模940万元。至于该基金会对这六家公司的后续股东借款规模，由于该慈善基金会在运作上的高度不透明，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下图就是这六个企业，注意其中一家叫做红日健达康的企业，我们在后面将会重点讲述它的故事。
对于一家民间慈善基金而言，即便只计算其对外注册资本投资，也已经达到了近千万的级别，这已经很高了。注意，南山基金会作为对外募资成立的慈善基金，在章程中（地址：http://www.znsmf.org/news_content.asp?id=80）其明确规定，所有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能在组织成员中分配；如果要投资于企业，必须是基于保值增值目的。同时，该章程第49条明确规定：“本会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不得作为受益人。”
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了：对于钟生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民营企业，该慈善基金会能否进行千万级别的投资？如果投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而在各位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放出广东省社会组织信息网上，针对南山基金会的年度检查报告。（地址：http://gdnpo.gd.gov.cn/index_serach_view.html?id=smz01233691）注意，这个报告并不是年度财务报表，而是内容非常简单的格式性数据填报，并且也只更新到2018年。这其中有两个表格非常的有意思，第一项是关联交易申报表，它自认没有关联交易。
第二项是该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仅在2017年有一项，购买理财产品获得的四万来块钱利息，除此之外的收益为零。也就是说，该基金会对外投资的千万级资金，没有带来一毛钱的收益，也就是完全没有实现保值增值目的。
然而，搞笑的是，就这样一支资金收支完全不透明的非公募慈善基金，居然可以公开募集！
各位，非公募基金会，是绝对禁止向不特定的公众展开募捐的。其只能在特定的场合，向特定的对象发起募捐。基于这样的规定，网络募捐是面对不特定的网民，这属于公开募捐行为，因此也是绝对禁止的！
那么，请问，南山基金会在其网站上发布银行账户等信息，并公开发起网络募捐行动，并由此获得了千万级善款，这是否与其“非公募基金”的身份相冲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再如果，这样公开募捐回来的善款，被该基金会拿去投资于钟生的关联企业，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集：利益纠葛之下的血必净注射液
现在我们来吃第二个大瓜：钟生名下最重要的子公司，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健达康），在这家公司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红日健达康于2012年4月成立，创始股东为三方——天津红日药业、南山基金和北京健达康。钟生本人从创立之初就担任董事，下面是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截取的该公司股东的初始出资情况，请各位仔细看看。注意两点，第一，天津红日药业和南山基金作为公司的创始股东，各货币出资250万，各占股12.5%；第二，北京健达康以知识产权形式出资1400万，以货币出资100万，占股75%。
知识产权出资是一种比较敏感的方式，需要通过严格的资产评估，才能确定资产价值。南山基金在设立之初的基金章程中明确规定，必须用于公益用途，所有管理必须规范，绝不能进行利益输送。而对于一项知识产权的估值高达1400万，其依据到底为何，该公益性基金未做出任何披露。公司另一股东红日药业于2009年上市，作为上市公司，它从未公布过这个知识产权的资产价格评估报告，仅在其2012年的半年报中发布了这样一段话：“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由钟南山院士挂帅研发的抗癌新药PTS（对甲苯磺酰胺注射液）已落户红日药业，红日健达康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2.5%股权。目前，PTS产业化工作正在有序地实施中，力争到2014年取得生产注册批件，投入市场销售。”
对于这个估值高达1400万的抗癌新药“对甲苯磺酰胺注射液”，在这里必须做一下介绍。通过查询知识产权网，这个药的知识产权原本属于一名叫做“吴宜庄”的台湾人，这哥们在香港设立了一个马甲公司“普罗生化开发有限公司”，然后通过这个香港马甲注册了“北京健达康”，将这个药品的知识产权注入了这家北京达康健公司。
这个药与钟生扯上关系，是因为2009-2011年的三期临床试验，由钟生当时担任所长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负责实施。也就是说，钟生并非这个药物的研发人，而是参与过临床试验。这里顺带说一下，钟生2013年8月卸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职务，正式退休。下图是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截图。
对于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可谓是一言难尽。概括起来大致就是：可能具备一定的改善通气效果，或许可用于姑息治疗或舒缓治疗，也就是大概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提升生活质量。但要说有强大的抗肿瘤作用，那么在数据上就严重不足。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个药物此后一直处于难产状态，始终都没能真正投入生产。
不管怎么样，由于这一段临床试验，钟生自此就与这位台湾人结上了关系。2011年南山基金成立，此后该基金一直处于钟生的实际控制之下。2012年钟生又拉来了天津红日药业，动用南山基金募集回来的公益资金，共同设立了“红日健达康”，一起来赌“对甲苯磺酰胺注射液”的上市。2013年钟生退休，更是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推动该药物的上市之中，但是很可惜，由于该药物的疗效实在是无法得到数据支持，上市过程极其艰难。根据红日药业的公告显示，2014年5月份红日健达康向天津药监部门提交过一次生产申请，2015年12月份就自己撤回。然后到2018年1月再次提交生产申请，这次的生产申请，是红日药业与红日健达康共同申请，很明显，这一次红日药业给足了面子，然而由于临床数据实在是不好看，所以也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现在这一刻，整整两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下文。
我们回头来看的话，以南山基金的250万善款，去赌一种在临床数据上并不算多好看的癌症药物上市，并且从一开始，就给了人家高达1400万的知识产权估值，这事到底是对是错，决策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个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这里也不纠结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被钟生一起拉进这个坑里的红日药业，既然给足了钟生面子，那么当然会要求回报，而这个回报，就是在近期引发巨大争议的中药注射液“血必净”。
血必净注射液，是红日药业长期以来的主打中药产品。关于它的不良反应的专业论文，一直以来就没停过，争议极大。2014年，在《辽宁中医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归纳了39例血必净注射液的不良反应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以呼吸系统、皮肤和全身性损害为主”。
争议如此之大、不良反应如此严重的药物，如果要用于新冠这种主要攻击呼吸系统的病毒治疗，无疑是必须非常谨慎的。然而，钟生已经深陷在红日药业的利益纠葛之中，根本无法脱身。面对新冠带来的巨大商机，他必须要对红日药业多年来的不离不弃，给出回报了。根据相关新闻报道，1月19日钟生连夜赶往武汉，1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在毫无数据支持的情况宣布新冠病毒随时都会变异，变异后的杀伤力将会远超非典病毒，掀起了全民恐慌的序幕。1月21日，钟生提议组成药物遴选专家组，开始挑选可能有效的药物，就在当天，钟生建议将“血必净”纳入遴选范围并进行研究。到2月2日，钟生宣布，血必净注射液正式铺货到了60家相关医院，用于新冠治疗进行临床救治，也就是直接用于一线治疗实践了。
再到2月20日，由于钟生的强大光环作用，由其做出了信用背书的血必净注射液，在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被纳入新冠的第六版国家诊疗标准，成为了正式推荐药物。
所以，到了现在这一刻，武汉绝大部分的新冠病人，使用血必净注射液，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治疗方案。我们在微博上随便一搜，就是这种病例。当然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种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干脆就只有不良效果。
当然了，在纯粹商人的眼中，只有利益，没有道义。一名2013年就正式退休的80多岁的前医生，早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商人，在其到达武汉后干的第一件正事，居然就是做生意，将血必净中药注射液卖给各大医院！对这样荒谬的现实，我只能说一句：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