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要讲述五位开国帝王：刘邦、李渊、赵匡胤、朱元璋，以及最后的重头戏，建立我红色中国的毛泽东。与老蛮我此前的所有历史文章一样，本系列文章的切入点依然是经济。我们将在经济上总结乱世的成因，并据此重新衡量这五位英雄人物，评定他们的历史功过。和以前一样，这系列文章将会打碎你们对于历史的固有印象，并将重建你们的历史观。当你们从历史的迷雾之中醒来的时候，现实的中国，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是以为序。
楚人刘邦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章天下离心
刘邦公元前256年出生，作为楚国人，这意味着他事实上经历了楚国被秦灭国的全过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刘邦已经年满35岁，在古代中国，这已经不算是年轻。在楚国被灭国的过程中，刘邦的经历至今都是一片空白，史书上基本没有记载。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刘邦是否曾经作为一名楚军将士，追随楚将项燕（项羽的爷爷），迎战秦国的绝世名将王翦，并在屡战屡败的绝望战争中经受淬炼，获得完备的军事素养。在今时今日的史书上，我们只能知道：在秦王朝一统天下之后，刘邦以泗水亭长的底层小吏身份，与一群姓氏各异的朋友聚居在沛县的农村。有趣的是，这些朋友与刘邦一样，统统具备完备的军事素养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在以后这些朋友将在刘邦的争霸事业中大放光彩，纷纷封候拜将。对于讲究家族聚居，封闭保守的传统农村来说，刘邦和他的异姓朋友们还真是异类。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猜想：刘邦和他的朋友们，曾经都是楚军的高级军官，在亡国后相互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随时等待着揭竿而起。这种猜想虽然没有证据，然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神奇故事的唯一合理解释：刘邦，没有经历任何学习过程就强势崛起，动员起巨大的力量，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王朝。
在这里我必须稍微对战争做一些解释：战争，是一门关于动员的学问。士兵的征募和训练，装备的打造，给养的收集，行军的安排和营地的修筑，战场的侦察和情报的收集，这些事情，都需要系统的动员以及精准的执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关于战争的知识，都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从来没有人可以无师自通。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将秦制推行于天下。秦制的核心，当然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皇帝将全天下的人财物集中在自己手里。治理天下所需的地方长官全部由皇帝派遣，所有的赋税都收归中央，由皇帝一人支配。秦始皇因此具有了难以想象的动员能力。在古代原始的工程技术能力下，他竟然可以同时进行三项大型工程建设：在北部边疆修长城、在中原诸城之间修驰道、在长安修皇陵。同时秦始皇还有余力发起针对岭南的征服战役，十万虎狼秦军迁居岭南，将岭南地区的马来原居民全部驱赶了出去。
然而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套起于商鞅并由李斯完善的集权和动员机制。任何动员都不能是无偿的，都必须付出代价。战争时期的秦王朝能实施集权动员体制，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能带来大量的红利。底层将士能抢掠，能屠城，能在胜利中致富，并能积功而获得官职；而高层的贵族则能在战争中封侯拜相，延续家族的富贵。统一之后，秦始皇帝大权独揽，却居然忘记了要向下面的人分配红利。修长城？修驰道？修皇陵？这根本没有红利可言，被征发参与劳役的老百姓固然是怨声载道，负责管理的官吏们也得不到多少明面上的好处，贪污几个小钱还要偷偷摸摸，哪里像战争那样，抢掠甚至受到鼓励。征伐岭南原本称得上有红利，然而秦始皇错误的决定远征军团就地在岭南定居。出征就此变成了发配，不世战功换来的竟然是终身流放，这真是岂有此理。秦始皇雄才大略，还能压制住举国上下的滔天怨恨，然而只要他一死，高度集权的秦制就将迎来清算。没有人会留恋这个不愿共享利益的王朝。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时期病死。大臣们对他的去世毫不尊重，草草的立一个新君，就算是完成了使命。全天下都在等着造反，而造反当然也很快来临。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后一年，陈胜吴广这两个楚国的平民被征发去河北戍边，由于延期未至，按酷烈的秦制，整个戍边部队都当判处死刑。以当时的环境来说，实施这种严苛的动员体制，却不能给予士兵们以任何回报，基本上已经属于瞎扯淡。指望士兵们真心实意的遵行这种毫无收益的动员制度，那才是白日做梦。陈胜吴广当然不甘心白白去送死，于是召集整个戍边部队发起叛乱，并很快建立起张楚政权。结果天下震动，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短短两年之后，秦朝就亡了。当然，陈胜吴广这两位缺乏军事素养的平民没能活到秦朝灭亡的那一天。秦王朝随随便便动员起来的一帮由在骊山服劳役的刑徒组建的军队，就把陈胜吴广打得鬼哭狼嚎。陈胜吴广在绝境中自相残杀而死，张楚政权很快就四分五裂，连半年都没能熬过。最终能击溃秦军的，必然是高素质的职业军官，有趣的是，这一次脱颖而出的依然是两位楚人：项羽，以及刘邦。
在讲述项羽和刘邦的争霸过程之前，我们必须再次总结秦王朝的灭亡原因。它并不是亡于我们常见的三大亡国原因：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外族入侵。严苛的集权动员机制本身造成的天下离心，就是它亡国的原因。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动员。你动员得越彻底，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而统一的秦王朝，却试图挑战最为基础的人性，它竟然指望毫无代价的长期实施全面动员。这真是一件扯淡到极致的事。天下离心的结果，当然就是陈胜和吴广这两个文盲平民瞎胡闹一般的起义，就引发了举国响应的后果。而这种天下离心，我们此后还将要在大清王朝的灭亡中看到，一群低级军官在武汉仓促发动的起义，就摧毁了表面上正在实施改良的大清。
亡国之哀，莫过于天下离心。沧桑巨变，风起于青萍之末。
第二章——楚汉争霸
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刘邦已经落草为寇大半年了。跟陈胜吴广作为戍边军过期不至的事一模一样，刘邦作为小吏押送一帮刑徒去骊山工地，同样也是延误了时间，不过刘邦当时没敢扯旗造反，而是带着这帮刑徒跑到芒砀山区当起了土匪。到陈胜吴广起义的事传扬开来，各地纷纷响应的时候，刘邦立刻从山里出来，回到沛县召集义军，很快就组织起了几千人的军队，这算是刘邦的原始本钱。在这支军队里，聚齐了刘邦的异姓好友们，在这里我简单的列举一下他们的名字：萧何、曹参、卢绾、樊哙、任敖、夏侯婴、周緤。这些人后来统统被封了王侯。刘邦和他的这些英杰朋友们在起事之初，就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军事技能和政治判断力。他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刚刚完成军队的组建，就开始了与沛县周边的小型秦兵部队进行战斗，期间互有胜负，打下了一些小县城，很快又丢失，然后又收复。这些反反复复的小型战斗锻炼了队伍的战斗力。半年之后，刘邦率军投入到了楚国名将项梁（项羽的叔叔）麾下，跟项羽做起了同事。这个时候的刘家军已经成熟起来，能够跟秦国的大军进行万人规模的正面对抗。
秦王朝的抵抗并没有坚持很久。大秦帝国在南征岭南之后，将他们所有的敢战之士全都留在了岭南，甚至把他们的家属都一并迁移了过去。以至于大秦朝廷能派出来抵抗起义军的，只剩下一个章邯。面对遍地烽烟，章邯焦头烂额，到处救火。章邯很容易的就击败了陈胜吴广这两文盲，然后开始跟项梁死磕，连续打了好多仗，一仗比一仗的规模大，最后在一场十万人级别的大会战中击溃了项梁，项梁战死。然而章邯没能趁势清洗楚国的起义军，面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章邯根本没有时间痛打落水狗，他被迫转移战略方向，移军赵国，去对付张耳。这给了刘邦和项羽以喘息之机。他们立刻重新召集和训练军队，并迅速的再次强大起来。这一次刘邦和项羽决定主动反击。刘邦率军西进咸阳，直接攻击秦国的本土，而项羽则带军北上，与正在赵地的章邯主力秦军会战。
这次两个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邦攻入了咸阳，灭亡了秦朝，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请注意，当时的关中并非法外之地，事实上，作为秦国的本土，关中地区有着非常严苛的法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一句简单的话，事实上是对严苛秦制的废弃。这意味着刘邦正式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他将要废弃秦制，放弃集权式的动员体制，他不会再次将触手伸向社会的最底层，他将要建立的政权，将会是简单的、收敛的。这种政治宣言立刻打动了所有人，为刘邦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在项羽那边，则在与章邯的正面对抗中堂堂正正的击败了秦军，并逼迫秦军投降。可怕的是，项羽将这20万降军统统坑杀，震惊世人。杀完人的项羽转身向秦国境内发起进攻，要与刘邦争夺天下。刘邦立刻退出咸阳，与兵锋正盛的项羽吃了一顿鸿门宴。关于这次宴会，有着诸多解说，老蛮我在这里给出我的推论：在第一章就说过，刘邦和他的异姓朋友们的身份非常奇特，他们具备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极高的政治修养，因此他们应该曾经都是楚国的高级军官，并一定与楚国将门项氏家族有着很深的交往。从项燕，到项梁，再到项羽，三代项氏名将都跟刘氏集团之间有着数不清的利害关联，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割裂。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鸿门宴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立刻起身护卫，两位项氏族子孙对于刘氏集团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完全无法协调。在这种背景之下，项羽根本不可能做出杀刘邦的决断。
刘邦退出咸阳之后，项羽杀进咸阳。这一次项羽的表现依然是纯粹的杀人狂，而没有表现出任何成熟的政治倾向。他在咸阳城内大肆抢掠，杀死已经投降的秦三世皇帝，然后一把火烧了咸阳城。这种低劣无知的表现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到这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刘氏集团有着清晰并且成熟的治国方略，而项羽根本毫无方向。除了杀戮，项羽在治国理政的问题上，基本上就是白痴。
秦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然后给各路起义军首领封王，总共封了18个王。分封完了项羽就像没事了一样，对于如何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项羽从未发布任何政令。是否要延续秦制，如何维系中央政权，如何重订税制，如何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如何治理黄河水患，等等等等这些刻不容缓的治国大事，项羽根本没有兴趣。这样的西楚霸王跟尸位素餐也没有任何区别。没人能够长期容忍一个这样的二逼坐在台上，所以很快的，各路义军又起兵反叛。从南到北，烽烟处处。项羽很快就跟被他击败的章邯一样，整天率军四处灭火，狼狈不堪，没有一刻安宁。
被分封到四川地区为王的刘邦趁机崛起，在一片混乱之中兵出关中，占领了曾经的秦国本土，并开始与项羽正面对抗。这场对抗战争持续了整整四年，打得非常惨烈。没有任何政治纲领的项羽的军队越打越少，也无从补充。而政治目标鲜明的刘邦的军队则越打越多越打越强。打到最后，项羽军团被活活耗尽，项羽本人则在绝望中自杀。楚汉争霸自此结束。刘邦和他的朋友们，将要开始他们的治国实践：一个全新的内向收敛的政权，将要建立起来，并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第三章 君子无为
击败项羽之后，刘邦军事集团很快就收服了各路反王，并正式建立起大汉王朝。在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一次：刘邦和他的朋友们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文化素养，并有着非常清晰的政治目标。从他们起兵的第一天开始，这个团体就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目的性。他们内部分工清晰，以萧何为首的文官团体主内，而以曹参为首的武官集团主外（对，你们没有看错，刘氏集团的武官之首从来都是曹参。韩信只不过是被刘邦和他的老朋友们推出来做吉祥物的）。这帮看起来就好像是集体穿越的不世英杰以持续的小仗淬炼出一支精兵，在项梁兵败后迅速恢复元气，然后在反掌之间就攻入咸阳，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发出“简政”的政治宣言。再然后他们将四川地区建设成大本营，再靠持久战活活的磨死了杀神项羽。在这整个戎马生涯中，这帮老朋友竟然没有一个人遭遇过真正的死亡威胁，全都毫发无伤的活到了大汉建国，而且还一个比一个长寿，没事就能活成人瑞。这种事情你真是没法相信，整整一群人顶着主角光环在秦末的战乱中横行无忌，项氏家族的勇将一会儿战死一个，刘氏军事集团的十几号头领硬是连感冒都没有，整天在漫天箭雨里活蹦乱跳。这种逆天的群体光环真是能把项羽活活气死。
现在大汉正式建国，刘邦分封了一群诸侯王，然后又想尽各种办法将异姓王全部撤职，并留下了“非刘不得为王”的名言。在这个过程中很有些叛乱和杀戮发生，比如吉祥物韩信就被吕后弄了一群宫女活活打死。但是刘邦的老朋友们基本全部保全，终汉一朝，这群老友的家族也大都保持着富贵，未曾遭遇什么政治清算。他们鲜明的政治理念因此贯穿了整个大汉王朝，并影响至今。这个理念总结起来，可一言以蔽之：无为而治。
对的，集权体制下的无为而治。在刘邦之前，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石破天惊的政治理念。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发的政权，要实施无为而治，到底有多难。生杀予夺的帝王，颐指气使的将相，大好年华，人生苦短，当然要奋发有为。所以秦始皇修驰道以连通全国，修长城以抗外敌，征岭南以拓疆域，无非就是奔着“有为”两个字而去。现在刘邦和他的老朋友们，竟然在江山初定权势正盛的第一时间，将“简政”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向全天下宣布“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整个大汉王朝，表现出了极度的自我克制和内敛的气质。所谓“时不我待”，所谓“敢为天下先”，所谓张扬和主动，所谓终身政绩和不世功业，在这种内向收敛面前，直接就被轰成了渣渣。
大汉王朝的建立者们停止了几乎所有非必须的劳役。他们与外族屈辱的和亲，他们停止修建驰道，也不愿意翻修皇家园林。他们甚至裁撤了常备军，让士兵们回去耕种，休养生息。如果不是作为农业大国，农民们必须参与公共水利系统的建设和养护，恨不得一丁点的劳役都没有。农税也低，一开始是十五税一，后来直接降到三十税一，没事还豁免一把全国范围的农税。在这种状态下，大汉王朝的人口迅速增长。大汉建国之前的总人口仅约1800万，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已经超过3600万，足足翻了一倍。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人口基数给了汉武帝以信心，所以这厮才有资格执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策，把匈奴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其代价就是大汉上百年积蓄的国力被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口剧降，到武帝末年的人口已经只剩3000万左右。汉武帝众叛亲离，发完罪己诏之后郁郁而终。好在汉武帝是大汉王朝唯一的异类，在威风一把之后，大汉王朝立刻恢复到了无为而治的状态，经济和人口恢复增长，即便是西汉末年，人口规模依然高达6000万。
我们今天回顾大汉王朝的这种种修养生息的无为之治，可以很惊讶的发现，这种治理理念，与楚国的治策一脉相承。楚国疆域广阔，人口来源复杂，西部的三苗还处于游猎阶段，而东部江浙一带则热衷于渔耕。楚王的王权长期孱弱，无从作为，只能以羁縻之策，委托地方豪强势力进行治理，这就是事实上的无为而治。在整个战国时期，大楚王国从未建立起足够集权的中央政权，因此也不具备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楚国虽大，但也不能阻挡秦军的铁骑。然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咒言最后果然应验。楚人陈胜揭竿而起，楚人项羽坑杀秦卒，楚人刘邦和他的朋友们最终问鼎中原，并将楚制推行于天下。
大汉王朝，是我大中国唯一一个在骨子里遵行“无为”的王朝。自始至终，不扰民不伤民，都是这个王朝最高的政治准则。“无为”自此成为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正确。统治集团的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在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就必然引发铺天盖地的责难的。隋朝的杨广天纵之才，因为屡征高丽和兴建运河，就落得身败名裂，在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竟然遭遇天下离心义军纷起的局面，也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过分的有为，帝相不仁以万民为刍狗，去谋取所谓的不世功业，在汉代之后，就等于暴君，等于佞臣，能跟亡国直接划上等号。刘邦，和他的朋友们，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划下了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政治红线。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汉初英杰的名字璀璨犹如星月，而作为后人的我们，不敢对他们提出任何的质问，唯有低头敬服，在他们的巨大身影下静静走过。
鲜卑军阀李渊
一、军阀的诞生
军阀这种东西，是汉代中央政府执行“无为而治”政策的必然产物。中央政权高度的收敛和克制，必然会在地方上留下大量的权力中空地带。在古代的原始技术条件之下，一定会有大量的地方豪强趁势而生，去填补权力的空白。于是到西汉末年，地方豪强已经发展成帝国的毒瘤，皇帝被架空，只能依靠豪强外戚的力量勉强维持统治。后来豪强们相互不服气，打了起来，于是西汉灭亡。当时最有名望的豪强王莽家族短暂的上位，试图压制并消灭其他豪强，这实在是一种瞎扯淡的治国模式。豪强一旦成型，就根本不会消亡。王莽刚开始试图均田，剥夺豪强们手里的田地。跟豪强直接作对的结果，就是他的政令根本出不了京城，王莽被全天下的豪强当成笑话。于是王莽很快失国，而会来事善权变的刘秀趁机上位。刘秀的一生就是向权贵们妥协的一生。娶阴丽华恨不得算是入赘阴氏，阴氏富贵，刘秀因此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能够在乱世中养活他手里可怜兮兮的数千兵马。没过两年，刘秀也没给个说法就把阴丽华直接送回家，再娶郭圣通，这一次当然直接为了郭家背后的十万豪强大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东汉，就是豪强的东汉。东汉的皇室从未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各路豪强以“共议朝政”的形式分享政权，分配各色官职。
这种奇特的“共议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到极致，并成长为真正的地方军阀。在军阀的眼中，唯有自身的军事实力才是生存的根本，才值得关心，至于异族入侵，至于老百姓是不是能吃到一口饱饭，这些根本无须关心。军阀们对内横征暴敛极尽暴虐，对外卑躬屈膝只求苟安，于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军横扫全国。很快，东汉就灭亡了。
接下来经过混乱的三国混战而建立起来的曹魏王朝试图与地方军阀势力做斗争，他们废除了官位世袭制，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中正官推选官僚。然而这个时候的地方军阀甚至已经贵族化，他们自称“士族”，将平民百姓蔑称为“庶族”。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士族与庶族一视同仁，唯才是举。这种做法让军阀们不能容忍，于是大军阀司马家族随随便便就联合起了其它军阀，夺了曹魏的皇位，建立起大晋政权，开始实施纯粹的只能由士族当官的“九品中正制”。
整个国家至此再次退回到跟东汉末年差不多的落后状态。大汉民族内部被严格的区分为士族与庶族的结果，当然意味着汉民族的自我分裂和自我阉割。士族占据了绝对多数的社会财富，朱门酒肉臭；而庶族则在生死线上挣扎，路有冻死骨。在这种背景下，整个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心的朝代。在内部，民不聊生遍地盗匪，民乱不绝；对外，则整天卖国求荣，国土被异族不断侵蚀，根本无从反击。为了掩饰这种卖国的恶行，晋朝统治者用了一个很无耻的说辞：“异族内附”。到西晋末年，整个陕甘、河北、山西，乃至河南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所谓内附的异族侵占。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以鲜卑族为主的异族人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将晋朝王室驱赶到了江浙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东晋”。
陕甘、陕西、河北和河南地区的异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当地的汉族原居民几乎在肉体上屠杀得干干净净。残余的汉族被迫融入异族（主要是鲜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汉朝”视为汉族的正统起源，那么今天我们的北方居民，基本上可以算是鲜卑族的后人，与正宗的汉族没有太多的血缘上的关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北方地区的地方军事势力经过长期博弈，到南北朝末期，最终形成了传说中的
“七宗五姓”。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两李两崔，七宗五姓。其它的小家小氏，必须要依附于这五姓，或者取得这五姓的支持，才能出人头地。后世这五姓也自称汉人，还编造了一些显赫的族谱，牵强附会到一些汉族名人身上。然而我们当然知道，在当时，他们的鲜卑血统根本就无从隐瞒，他们所用的汉姓也只不过是鲜卑名的变称而已。中国北部血统纯正的汉人基本上都死绝了，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五姓军阀势力。这五姓之间相互通婚，并严厉的禁止与其它姓氏通婚，这当然也是为了尽量维持他们鲜卑血统的纯正性。此外，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些家族比始终都混了少许汉血的七宗五姓的地位还要高，他们是血统更加纯正的鲜卑贵族，并直接使用传统的鲜卑姓氏，比如窦氏家族、独孤家族、长孙家族和宇文家族。鲜卑血统的纯正性，在当时竟然可以决定各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汉族主义者来说，还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本文的主角李渊，就是当时陇西李氏的家主（陈寅恪说他其实是赵郡李氏家主，总之就是鲜卑血统的军阀世家）。作为一位天生的大军阀，李渊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朝代：李唐。而他所面临的局面与刘秀、曹丕和司马炎一模一样：他借助军阀的力量上位，而军阀就是这个国家的毒瘤。如果应对失当，这个国家将会再次陷入犹如晋朝一般的恶心境地。而如果他能独辟蹊径，他会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并开启一个伟大的王朝。
第二章：烈烈唐风
隋朝的建立简直算是一场历史性的错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家族是非常纯粹的汉人，杨坚的老爸杨忠是北朝鲜卑领袖宇文泰的汉族奴仆，由于忠心耿耿，在长年的征战中立下了挺多功劳，于是被赐予了鲜卑人身份。这种身份，看起来跟满清时期的汉族包衣也没啥区别。作为纯汉族的杨坚家族与我们前文所说的“七宗五姓”根本就不是一码事。五大姓是一群假装成汉人的鲜卑人，混了一点儿汉族血统。而杨家则是假装成鲜卑人的汉人，混了一点儿鲜卑血统。在以鲜卑血统为尊的北朝，一个汉人杨坚最终夺了宇文家的江山，称了帝，这事扯淡得犹如梦幻一般。所以隋朝注定要短命，最终一定会由鲜卑血统的贵族来接替帝位。杨坚在位时期如履薄冰，当皇帝当得战战兢兢。血统高贵的独孤皇后说杀哪个宠妃就杀，而且还是虐杀，杨坚连句硬话都不敢说，只能赌气离家出走。当然，为了抵抗鲜卑军事集团的压力，杨坚废除了源起于曹魏盛行于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尝试推行科举制度。这个时期的科举制度依然非常原始，算是中正推荐制度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一个妥协性产物，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由地方政府三年推荐一次，推荐上来的当然也肯定是当地的贵族。只不过以前这些被推荐的贵族可以直接当官，现在他们还必须接受皇帝的一次考核。这算是勉强增加了一点皇帝的权威，也还在鲜卑贵族的容忍范围之内。然而杨坚的接任者杨广雄才大略才华横溢，一心要干一番大大的事业，根本无视自己得位不正根基不稳的现实，一会儿要打高丽，一会儿要修运河，于是哪怕风调雨顺年年都是大丰收，全国的粮仓都堆得满满的，依然是天下离心遍地造反。无论是混血还是纯血的鲜卑贵族，统统都把杨广当成二逼，直接就把丫抛弃了。各路鲜卑贵族先把庶民起义军联手干趴了，算是隋末战争中打得相对激烈的战斗。然后鲜卑贵族之间和和气气的较量了一番，激烈程度大概跟掰手腕子差不多，最后李渊在这场掰手腕大赛中胜出，当上了皇帝。
李渊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国内的鲜卑贵族势力异常强大，动不动就要给皇帝脸色看。北方的突厥族又强大了起来，动不动就要冲进关内抢掠一番。按晋朝的模式走下去的话，基本上我大中国又要再一次进入恶心死人的模式：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卖土求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突厥贵族取代鲜卑贵族，建立一个新的恶心国家，如此循环。中华大地就这么世世代代的恶心下去，也算是人类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李渊一辈子在官场打滚，浮浮沉沉，深悉时弊，他做出了扭转中国历史的正确抉择：以混血对抗世家，以民族融合对抗鲜卑血统。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此后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血统，注入了一道真正的骨血。
李渊的原配妻子来自窦氏家族（嗯，就是那个纯血鲜卑家族），去世得很早，还没进入隋末战乱年代就去世了。此后李渊就一直没有正式妻子，只有一堆血统各异的妾，称帝后也没有皇后，只有皇妃。其中最受宠的万妃、张妃、尹妃，从姓氏来看，就知道跟鲜卑贵族没啥关系。此外，为了平衡，还有一位宇文妃（嗯，这位就是真正的纯血鲜卑了），一辈子梦想做皇后，一辈子没有如愿。在当时的环境下，李渊竟然不设一位纯血鲜卑的皇后以拉拢鲜卑贵族，这种事本身就是向鲜卑贵族宣战的行为。在文官层面，李渊重用汉族文官为相，来对抗鲜卑士族，比如刘文静和陈叔达。其中作为先锋的刘文静便是在鲜卑贵族的反扑下被杀。在军队层面，则重用混血的胡族将领，刻意弱化纯血鲜卑将领的地位。在这些安排之外，李渊强化了科举制度，不再是三年考一次，而是一年一考，同时不再看重所谓的地方政府“推荐”，只要稍有才学，就可以参加考试。李渊由此选拔了一大批底层的小地主出来担任基层官员，这当然意味着地方上的鲜卑军阀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了，李渊因此与鲜卑军阀势力发生了直接冲突。这种冲突发展到最后，便是玄武之变。
性情刚烈雄才大略的李渊，将要被架空起来；而大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将要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将会陆续走上台面，在十字路口前，做出他们各自的选择。他们将要决定，是继续沿着李渊设定的道路走下去，去迎接一个灿烂的新时代，还是走回晋朝的恶心老路。
第三章：玄武风云
李世民代表着鲜卑贵族势力，这一点即使他在晚年大肆修改史书，也无从掩饰。他的皇后来自于长孙家族，他手下的小朝廷天策府则汇集了整个北方鲜卑士族的代表，文以长孙无忌为首，武以李靖为首。关于长孙无忌的身份不需要多介绍。关于李靖必须要介绍一下。与我们熟读的演义故事完全不同，李靖并不是穷苦出身，更没有跟一个侍女红拂私奔。恰恰相反，李靖出身于五大姓中的陇西李氏，家族世代公卿，其父曾任郡守。李靖自出道之后，官运亨通，从长安县功曹，短短十几年就做到郡丞的位置，大概算是副省长。隋末大乱时期李靖投靠了李世民，并成为李世民身边典型的鲜卑贵族代表。他的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与演义小说中那位清苦而怀才不遇的书生李靖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另一边，被后世史书大肆抹黑的太子李建成则集合起一帮真正的平民出身的人才，比如魏征，坚定的执行李渊“以混血对抗世家”的策略。这两派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在鲜卑贵族的支持下，公元626年，在李渊称帝8年后，李世民悍然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的过程整个来说波澜不惊。在当时，鲜卑贵族依然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他们轻易就渗透了整个皇城的守军系统，在政变过程中，皇城守军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护主之责。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亲卫进行了一番还算激烈的搏杀，死了几十个人，就停止了流血。李建成被处死，李渊被软禁，李世民自此登上了帝位，开启了所谓的“贞观之治”。李世民全面废除了李渊抑制鲜卑的政策，将相的位置全部被鲜卑士族垄断，李唐王朝不再鼓励混血，甚至压制汉族，以讨鲜卑贵族的欢心。这一系列的做法当然赢得了掌控了话语权的鲜卑血统贵族们的高度称赞，然而这一切
只能用倒行逆施来形容，只能将这个国家带进坑里。于是贞观初年，国内经济凋敝，对外则军事孱弱，面对突厥连年叩边抢掠，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以和亲之策苟延残喘。大唐王朝岌岌可危，眼看就是一副亡国之相。在人口数据上，就能看出李世民倒行逆施带来的恶劣后果：李渊称帝初年，全国总人口180万户，五年之后增加到219万户，再过5年，到贞观2年的时候，全国总户数290余万户。然而，到贞观13年，竟然也只有304万户。11年过去了，在所谓的和平盛世之中，国人的人口居然毫无增长性。李渊留给李世民的大好基业，眼看就要被败光。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的儿子们开始尝试改弦更张，要重演玄武门之变，将二逼兮兮的李世民赶下帝位，将这个国家重新带回正轨。然而太子李承乾以及其他陆续造反的儿子们运气很不好。他们的政变全都被李世民镇压，并被李世民处死。面对着这种持续不断的政变，晚年的李世民有了一些悔悟，他开始尝试打压鲜卑贵族的势力，比如剥夺李靖的军权，比如经常抽打一番长孙无忌。然而这些小打小闹并没有什么卵用。鲜卑贵族的势力已经一手遮天，唯有等到武则天夺了李唐的江山，力行改革，以酷烈的手段梳理了一遍鲜卑贵族，狠狠的杀了几圈，接任的唐玄宗李隆基用同样的手段又杀了几圈，鲜卑贵族的势力才算是被打压下去。
接下来的历史非常诡异。鲜卑血统的贵族势力刚刚被打压下去，混血的胡族将领就趁势发起了叛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边境上的混血胡族，这俩甚至都很难明确到底是哪一族的血统更多一点。他们发起的叛乱固然让李唐狠狠的惊吓了一番，然而更大的作用在于，他们在北方的大肆杀戮，再次将所谓的士族在肉体上清洗了一次。叛乱之后，李唐王族很快就恢复了元气，而士族则从此一蹶不振，所谓的高贵血统既然在面对混血将士的屠杀时一钱不值，当然再也没脸给自己头顶套光环了。安史之乱唐朝又延续了150余年的国运，并在这100多年里给这个国家确立起了真正的内部治理文化：乡绅治理。士族豪强势力被打压和扫荡之后，拥有科举功名身份的地方乡绅，真正的掌控起了话语权。他们凭借科举带来的政治光环，在地方上获得巨大的政治声望，并有权对各类民事纠纷一言而决。
延续千年的与科举捆绑的乡绅制度就此成型。这种制度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骨血，确保我大汉民族在接下来的千年动荡之中，始终保持着文化的独立性。烈烈唐风，庇佑了这个国家上千年。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性情刚烈的李渊改制。虽然今天的史书上，李渊被刻画成了一个贪财好色的小人，然而我希望，阅读了本篇，了解了真相的你们，能在关上这个页面之后，仰起头来，向九天之上的唐高祖李渊，默默致敬。
赵匡胤——自卑的帝王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末年，建立唐朝的鲜卑贵族势力早已被清洗一空，所谓的七宗五姓，已经是名存实亡。底层的士绅小地主阶层逐渐崛起，并开始联合起来与中央政府争夺权力。这种情况，逐渐导致了地方权力坐大，并最终演变为藩镇割据。得到了地方士绅支持的藩镇领袖们，根本就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里。这种局面如果持续演变下去，说不定中国会变得跟欧洲似的，分裂成十几个小王国，奉大唐皇帝为名义上的共主，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似的国家。可惜的是，到唐朝末年，这个古老的国家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水旱蝗灾不断，连黄河都要时不时的大规模溃堤，终于带来全国性的饥荒。处于分裂和格局状态的国家无从集中资源应对这种规模灾难，于是民乱四起，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唐朝就此灭国。
此后这个国家经过了整整五十年的战乱，号称五代十国。一些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平民百姓建立起各种小国，然而旋起旋灭。建立后梁的朱温是仆人出身，靠造反起家；建立后晋并把幽云十六州卖给了契丹人的石敬瑭号称是沙陀族人，其实直接就是文盲，别说血统传承了，连爷爷那辈是谁都未必知道。至于建立后周的柴荣，家里穷得一穷二白，只能跑到别人家吃闲饭，给人家当干儿子，好在这个“别人家”还算宽裕，乃是建立后汉的郭威家。郭威一死，吃闲饭的柴荣就把郭家的皇位给抢了。这么一看过去，平民百姓们抢皇帝做抢得不亦乐乎，至于曾经抢占了历史舞台的纯血统的贵族，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
柴荣是五代末期最有意思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亲自带兵南征北战，一心要重建一个大一统的江山。整体来说，这位爷仗打得不错。打赢后蜀和南唐这两屌丝皇帝也就算了，关键是连续北伐契丹，把凶悍的契丹骑兵打得溃不成军，差点就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然而天意弄人，在收复幽州的最终战役之前，年仅38岁的柴荣病逝。赵匡胤自此粉墨登场。
要说赵匡胤这厮，在后周朝廷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柴荣讲究的是御驾亲征，最高兵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手下的三位统帅，李筠、李重进和张永德，级别都比赵匡胤高了去了。赵匡胤的职位很有意思，从柴荣刚刚开始给郭威做干儿子开始，赵匡胤就给柴荣做保镖。在柴荣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赵匡胤在禁军里挂个将军衔，主要职责就是跟着柴荣跑来跑去，也还是当保镖兼人肉布景板，事实上就是隐形人。所以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很多历史事件记载里看到这厮的名字，然而再仔细一看，啥事都跟这厮没关系。打后蜀南唐的时候赵匡胤连战场都没上，跟契丹开撕的时候倒是上过几次战场，那也只不过是因为情势危急，柴荣自己都要挥刀子上场砍人了，保镖头子被迫也要跟上。就这么立了些所谓的战功。柴荣在病逝之前，看到皇子年幼，担心自己抢郭家皇位的事情会报应在幼子身上，于是狠狠的打压了一把两位统帅李重进和张永德，夺了他们的兵权，把李筠扔去守边境，然后把看起来最平庸无能的赵匡胤提拔起来做了禁军统帅。这想法也很明白，无非是让一个庸人掌了军权，总能平稳过渡个十年，闹不出抢权的乱子来。等皇子长大，从赵匡胤这个庸人手里把军权拿回来，也容易得很。
然而历史在这里出现了重大转折。赵匡胤这种平庸的人，随随便便的借着出兵的机会，在陈桥自立为帝，回头就逼着柴氏退位。柴氏当然也狠狠的反抗了一把，元帅李筠和李重进纷纷起兵护旧主，结果天下无人响应，李筠连大部队都带不动，而李重进孤军奋战，很快就战死。赵匡胤就此坐稳了皇位。似乎全天下都认可由一位庸人上去当皇帝，根本就不期待再出雄才伟略的帝王。在这个事情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规律：当士族在整体上被消灭，底层的士绅群体崛起，那么，对君王的要求就只剩下守成，维持秩序。雄才大略与豪情壮志，统统变成了缺点。
赵匡胤登基之后，当然要满足乡绅群体的期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了科举制度，以儒学作为科举的唯一标准学科，这就是在事实上确立了儒学的地位，唯有儒生才能当官，儒学当然就此上升为儒教。我在这里必须强调一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虚的，汉代的官场是百花齐放的，以道家为主，儒家法家墨家都能在官场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战乱频仍，学问当然是以实用为主，像儒家这种虚头八脑的烂玩意，恨不得饭都混不上一口饱的。然而庸人赵匡胤改变了一切。
儒学的本质是什么？是规矩。每个人都要懂规矩守规矩。君臣之间有规矩，父子之间有规矩，上下之间有规矩。遵守规矩，就是守礼。这就是把人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的身份之下，绝对不能逾越。凡是逾礼之人，就要遭受惩罚。以儒家治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制定规矩，划分等级。乡绅地主自然要比农户匠户高一级，官僚又比地主高一级，然而官僚总是要从垄断了儒学教育的乡绅地主之间产生。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被儒教的大网严密的控制住了：贵贱自此画出了清晰的等级，老死不相往来。
儒家升级为儒教，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森严的儒教礼制之下，底层的上升途径被完全斩断，除了个别特例，再也没有任何向上的途径。庞大的乡绅阶层的影响力当然足以渗透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处田间地头，这个国家也不再有任何一处法外之地。然而这种渗透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社会抑制能力的加强，意味着自我阉割。全社会被严密的控制起来，禁止任何改变，任何创新，因为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都可能会破坏规矩，破坏规则，破坏礼制，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渐，将任何创新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中国社会逐渐丧失了活力，并逐渐丧失了战争动员能力。
从宋代之后，被儒家死死束缚住的中华帝国，将要遭遇刻骨铭心的痛苦：所有的王朝都将要亡于外患，并将被异族长期的占领。而在宋代之前，在具有强大动员力的大一统的王朝面前，外患只不过是癣疥之疾罢了，异族冲进来抢掠一番，很快也得走，不然紧急动员的王朝拼着农田抛荒放弃当季生产，总是能动员出几十万军队，即便是靠最简单的对填人命也能耗死对方。宋代之前的大一统王朝总是亡于内乱，而异族只能借着中原内乱的时机才能突进中原。
然而自我阉割了的大宋丧失了战争动员能力。出身儒教的文官群体对武官群体严防死守，绝对不许武将有任何主观能动性，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严禁武将的任何随机应变，所有的将令都必须严格遵守千里之外的文官中枢的既定方略，并且这个方略还不保密，通报得天下皆知。无论西夏还是契丹，在战前恨不得都已经是人手一份，然后照着这份方略出兵，把宋军打得狗血淋头。你们还真别笑。这种扯淡的事情就是整个宋代的军事常态，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儒家重新掌控话语权之后，军事领域同样也是这样的扯淡状态。努尔哈赤甚至可以比大明的辽东军团提前十几天拿到出兵方略，以一场接一场的轻轻松松的伏击战，把明军打得屁滚尿流。然后儒教的文官们还要异口同声：诸将无能，未能贯彻文官集团的光辉指令，不如直接杀掉了事。
将儒家提升到儒教的地位，乃是赵匡胤这位平庸皇帝的创举。除此之外，这位二逼就没干过其它值得一提的破事。大宋皇朝以这样一位平庸之辈开国，整个皇族的血脉之内，自然流淌着自卑的血液。这个皇朝在严密的地主士绅网络的支持的传袭了很长时间，南北宋加起来，超过了三百年。然而在赵匡胤这种精挑细选出来的庸才血统之下，再没有出过任何英烈之辈。南北宋的所有帝王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愚劣短视之相，不要说高瞻远瞩，能把契丹和西夏分清楚的皇帝都没几个。不过在这帮政治白痴之间，倒还出了几个书画天才，这种情况，就跟自闭症患者往往也有艺术天才一样，乃是对这个二逼皇室的最大讽刺。更可笑的是，大宋皇室还要妒才忌能，生怕官僚群体之中有谁立下了不世功业，于是整天弱智兮兮的调拨官僚互斗，引发无数的党争。整个国家因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扯皮之中，士绅群体被人为的撕裂，以致大宋帝国的战争动员力更加孱弱。
对这个自我阉割的自卑王朝，我没啥更多可说的了。就让历史尽快的揭过这一页吧。
朱元璋——诡异的凤阳老乡团
第一章——明王出世
朱元璋的出身极其诡异。在正史的记载中，朱元璋出生于公元1328年，自幼家境贫寒，全家老小几乎都在元末的饥荒中饿死。这个饿死的范围具体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大堆侄子外甥。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史书上一开始说朱元璋幼时由于贫穷没读过书，当然从未接受过完整的教育，长大后朱元璋跑到庙里讨了三年饭，更加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然而，到公元1352年，朱元璋24岁，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朱元璋却因为识文断字精通军略而被其中一路义军的头目郭子兴赏识，给予朱元璋独当一面的军权，并把自己的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就此崛起，短短两年后就攻占滁州，并在郭子兴病逝后继承了他的地位。这事里面当然透着无穷无尽的诡异。
我在这里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兵法，是关于社会动员的最高深的学问。士卒的招募和训练需要动员，情报收集需要动员，补给和装备的收集打造需要动员，行军和扎营需要非常细致的动员，到最后的正面对决，更加需要深入骨髓的动员。作为军事领袖，要掌握这些动员能力，需要长期并系统的专业学习。所谓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在人类历史上就不可能存在。凤阳这种乡下地方绝对没有传授兵法的地方，至于寺庙，更加不可能传授什么兵法。然而朱元璋就是要打破常识，就是要以文盲的身份精通兵法，并且还要堂而皇之的写在正史上，让人一看就知道纯属瞎扯淡。
更加恶搞的是，朱元璋的凤阳文盲老乡里，同样涌现出一大批的兵法天才。我在这里简单列举一下他们的名字：与朱元璋平辈的李善长、徐达、汤和、周德兴、郭英和耿炳文，以及小一辈的李文忠、朱文正。建国后李善长成为大明王朝的文官之首，而李文忠则是武官之首。在史书上，这帮人同样出身贫寒几乎饿死，当然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兵法教育，但是他们在元末战争中突然就集体涌现出来，纵横捭阖气吞山河，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带领千军万马转战千里，要水战就水战，要陆战就陆战，要马战就马战，兵打没了还能就地募兵，尤其擅长以少胜多，随随便便的就能击败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就这帮十项全能的文盲出身的军事天才在凤阳地区集体涌现，你除了用风水来解释，简直没有任何办法。然而，这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回忆起本系列的第一篇，刘邦和他的朋友们。在史书上，刘邦和他的沛县老朋友们的早期经历是一片空白，他们在秦末战争中横空出世，并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和政治素养，对此我们可以解释为这帮大佬曾经是楚国的高级军官，经历过楚国灭国之战的淬炼。然而朱元璋和他的凤阳老乡们的出身就诡异了。那个时候蒙元已经奴役我大汉民族近百年了，期间偶有一些小规模叛乱，也很快被平息。与刘邦和他的朋友们的早期经历在汉史上一片空白不一样，在明史上写得明明白白，朱元璋和他的朋友们统统出身贫民。要说朱元璋和他的老乡们能在奴役的氛围下学习到系统的兵法知识，这在根本上就不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我这里唯一能给出的解释，就是白莲教。安徽地区乃是元代白莲教传播的核心地区，白莲教推动的元末红巾起义也是以安徽为中心爆发。白莲教徒刘福通在阜阳起义，芝麻李在徐州起义，郭子兴在凤阳起义，这帮人都是白莲教的中坚分子，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这个地下教派的分舵舵主。朱元璋和他的老乡们在白莲教的势力核心地区下成长，然后加入到郭子兴的白莲教义军之中，并迅速取得很高的地位。从这段经历来看，他们的早期经历与白莲教肯定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身为白莲教的高等级教徒，他们也绝对得不到郭子兴的信任。并且白莲教应该系统的给予了他们军事知识教育。举个例子，像朱文正这样的战争奇才，之前一文不名，1354年，18岁的朱文正以朱元璋饿死的大哥的遗腹子的侄儿身份加入朱元璋的起义军。此后朱文正立刻独掌一部，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打仗，并且攻无不克，在红巾军的内乱中立下赫赫战功。到1356年，20岁的朱文正开始带兵横扫安徽，清缴了一堆小股红巾军势力。到1361年，25岁的朱文正因为赫赫军功，超越其它军官，担任了全军大都督，节制其他诸将，主持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终极争霸。1363年，张士诚与陈友谅同时出兵，东西两边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带主力向东迎战张士诚。而大都督朱文正手里只剩两三万的残兵，在洪都（即江西南昌）对抗陈友谅的十万主力大军，史称洪都保卫战。这一战朱文正以残军守城85天，将陈友谅的主力部队死死的拖在了洪都城边，一直守到朱元璋击败张士诚，从从容容的回军江西，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由此一战而平江南。自此之后，朱元璋的兵锋再也无人可挡。而这一战之后，朱文正就淡出了军队，两年后就病逝。对于朱文正这种军神一般的短暂人生，你要说他出生贫寒是个文盲，对于战争这种高度专业化的事情，纯属无师自通，那我还真的无话可说了。
当然了，大明开国功臣们与白莲教相关的人生经历，在大明建国后被彻彻底底的遮掩起来，并给他们统统编造了的贫民出身的文盲身份。但是整个大明朝，包括朱元璋及此后明代历任帝王的治策，与白莲教均有千丝万缕的诡异关系。甚至大明朝的覆亡，均与白莲教在背后推动有着极深的关系。到了清朝，白莲教依然在史书上占据着一席之地，时不时就要冒出来刷存在感。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对白莲教进行一些必要的介绍。
白莲教的起源极难考证。它在修行上类似佛教的净土宗，讲究在家就是修行，见心明悟，不需要繁琐的宗教仪式。在教义上，则非常接近波斯明教，将世界分成善与恶，暗与明的两元。唐代时期白莲教还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到了宋代，白莲教已经非常盛行，比如北宋末年方腊在浙江起义，南宋初年杨幺在洞庭湖起义，都是白莲教徒发起的起义。岳飞击败杨幺，并收编了杨幺的部队，由此将白莲教的信仰带入了军队之中，岳飞的背嵬军主力，就是白莲教徒。在岳飞死后，背嵬军没有解散，依然长期镇守湖北，奋战在抵抗胡族入侵的第一线。南宋君臣对于士兵信仰白莲教，也并没有排斥和禁止。白莲教因此对大宋朝廷具有很深的情感。
大宋王朝被蒙元灭国之后，白莲教一直在暗中活动，筹划光复大宋，元朝前中期一些小规模的起义，背后都有白莲教的身影。这样看起来，白莲教有着南宋军队的知识传承，在持续的小规模的起义中还保持住了基本的军事素养，这个组织因此积累起了还算系统的兵法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传承给它的高级教徒。到了元朝末年，黄河流域水患不断，安徽地区虽然没有直接受灾，但是被流民侵扰，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白莲教在这种环境下喊出了“明王出世”的口号，发动了起义。“明王”这个概念在元末深入人心，朱元璋建立新朝，最终定国号为明，与明王的概念，应该也有莫大的关系。
第二章——黑帮治国
朱元璋整合了打着白莲教旗号的各路红巾军势力，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立刻挥军北上。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在整个元末起义过程中，战争的始终焦点都集中在起义军的内部整合上，尤其是各路红巾军之间的相互倾轧。蒙元在这场起义中基本上没有存在感。等到朱元璋终于在白莲教徒的蛊盅里脱颖而出，将其他蛊虫统统咬死，成为独一无二的蛊王，蒙元政权立刻就陷入崩塌之中。朱元璋随随便便就把残存的蒙古人赶到了西伯利亚，在凄凄寒风中忍饥挨饿。接下来，朱元璋以明为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一统的汉人王朝：明朝。
统一之后的朱元璋开始与此前的白莲教身份切割，宣布白莲教为邪教，并捕杀白莲教徒。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白莲教决裂，这应该就是明初官场剧烈动荡的起因。出身于红巾军的文武官员此后纷纷被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撤职乃至大规模的被处死，一些小案件就不多说了，最著名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所谓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这些案子各位没有必要细看，总之，按正史记载，朱元璋没事就由于一些扯淡到极致的理由大开杀戒，把有功之臣不当人看，成千上万的杀，按正史所载，总共杀了近十万人。比如空印案，地方上缴钱粮，需要地方与中央对账。地方官带着盖好了章的空白账簿去京城户部对账，被朱元璋发现了，于是朱元璋就开始疯狂杀人了。这特么真是太扯淡了。上缴的钱粮在手背肩扛的古代运输条件下总是有损耗的，而这种损耗是无法预测的。带着盖好章的空白账簿去京城对账乃是人类的天性，甚至是负责任的表现。每发现一次错漏就回一次地方重新盖章？这就不要干活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恨不得都要崩溃。朱元璋是什么人？从元末的白莲教蛊盅里厮杀出来的蛊王，人精，要是连这种浅显的处世道理都不懂，那就不用谈什么治国了。然而朱元璋就是用这么一个扯淡的理由大规模杀人，按正史所载，杀了足足上万人，以当时5千万左右的总人口规模来说，一次性杀上万人已经是足以动摇国本了，然而这种杀戮竟然没遭遇到什么政治反弹，民间舆论对此一片风平浪静，连关于这四大案的民间传说都没留下几条，民间笔记对这些事都是漠然置之，似乎大家都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杀人乃是天经地义，是必须的事。
对这种奇特的、不符合逻辑的事，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民间将这种杀戮当成了黑帮内部在清理门户。这些案件，并非与天下有关的公事，而是你白莲教内部的私事。你们内部随便怎么杀人，怎么相互切割，其实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没关系的，恨不得还要别让我看到才好，根本就懒得理睬你。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就能正确的理解大明朝廷：这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刻的黑帮烙印的政权，所有适用于黑帮的政治规则都适用于大明朝廷，并贯穿于大明朝廷始终。这就是大明王朝相对于其他王朝总是显得非常诡异的原因。黑帮的本质是什么？是地下规则。在明规则之下，实行另外一套暗规则。明朝虽然以“明”为号，但却是地下规则最为盛行的朝代。朱元璋自己就脱离《明律》，自行用一套莫名其妙的规则反腐：平民百姓可以擅自将有贪腐嫌疑的官员扭送入京，对贪腐官员的处罚是剥皮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虽然在现实中这种规则根本不可能实行，但是朱元璋就是要用这种扯淡的说辞来恐吓他的黑帮手下，也就是大明朝廷的官员们。到了大明中后期，在正常的司法体系之外就出现了锦衣卫和东西厂这种黑暗司法系统，将整个吏部和刑部架空，锦衣卫和东西厂有权随意处置官员，根本就没有所谓证据质证和辩护这一说。这些玩意，当然也是黑帮治国的典型表现。
在黑帮老大朱元璋眼中，根本就没有权力分配与制约这一说，所以他废除了丞相位，要求中央各部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当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基于治国的现实需要，丞相制度又变相恢复，也就是内阁首辅，同时作为限制，内阁辅臣的品级其实很低，只有五品。除了这些典型的黑帮集权手段之外，对于不听话的手下，当然要狠狠的揍一顿，所以朱元璋开创了廷杖制度。我告诉你们，当廷殴打大臣这种事，只有大明黑帮才干得出来，其他各朝皇帝连想都不敢想。
还有一件必须要说的事，也就是科举制度。在建国之初，朱元璋按宋制搞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之后，就连续停止了十年科考。在这十年里，朱元璋的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清理白莲教势力之上。十年之后，朱元璋重启科举，这次他将宋代以来的儒教科举制发挥到了极致，以官定的儒学经义为基础制定了八股文体，考生必须精读官定经义到变态的程度，才可能中举。在朱元璋的科举考试里，任何人在答题时自行解读经义都被视为不合格，甚至有可能惹上官司。我再强调一次，儒教的本质是规矩，是上下尊卑有序。保持这种规矩，对于黑帮治国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当然走向了日益禁锢和封闭的局面，明面上的儒教将每个人都死死的束缚住，而在地底下，则盛行黑暗规则。儒教文官群体借着这套规则将大明武官管束到了猪狗不如的地步，明朝因此逐步丧失了军事动员能力。到明朝后期，卖国贼文官袁崇焕能直接杀掉战功显赫的一品武官毛文龙，连审判都不用，事后也没人追责，辽东局势自此大乱，毛文龙的部下愤而造反，并成为此后击杀南明王朝的主力。这就是黑帮治国与儒教结合之后，产生的最典型的恶果。
大明王朝，留给我中华文明最大的遗产，就是黑帮治国。这笔丑陋的遗产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会像噩梦一样，笼罩在每个国人的身上。